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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9/18不能等先生


    骆孝颖(贵阳卷烟厂)


    岁月如歌,人生如潮。流失的日子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狂风骤雨;不管是坎坷曲折,还是一帆风顺;不管是精神百倍,还是一筹莫展,都有让人留恋的地方,也有让人回味的感动。

    1952年,21岁的林振秋进了贵定卷烟厂工作。一开始在打包车间从事劳务工作,什么体力劳动都在干。后来因为自己学过印刷制图,能与机械方面沾上一点点边儿,便被领导安排到机械维修的岗位。

    初来乍到,林振秋对陌生的工作环境、生疏的操作,感到很不适应,但他没有被困难难住。他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反复熟读机械运行操作规程,熟悉设备,查阅图纸资料,向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请教。一直勤学好问,赢得了班长和师傅们的好感,师傅们无私地将技术传授给他。林振秋用自己的小本子记录下每日工作的点点滴滴。多年来,他记下的笔记本就有几十本。

    1957年,贵州省工业厅决定筹建贵阳烟叶复烤厂,林振秋等大批有为青年参加了贵阳烟叶复烤厂的起步工作。凭着一股子钻劲,他的电工技能也不断提高,并成为电工班班长。

    当时,在他们那个小小的电工值班室里,是没有休息的。星期一至星期六三班倒,星期天要检修维修,还要进行技能学习。虽是班长,可是林振秋朴实谦虚,从不高谈阔论,总是尽自己所能认真对待每一件事。

    由于工作态度极为认真负责,再加上自身急脾气的性格,厂里的同事们都叫他“不能等先生”。顾名思义,在工作中的他是忙碌着,勤恳着,不能拖拉的。他总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我不能等,机械设备不能停。”

    他对于设备巡检的次数和时间也远远高于厂里的规定。在巡检中,通过眼看,耳听、手摸、鼻嗅,他能熟练准确判断设备情况,能分辨出设备细微的异常运行状态,准确判断故障,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在林振秋的带领下,电工班的每一个人都用心做事,不断学习提升技术能力。虽然林振秋在工作中很严厉,可是他总能替他人考虑,站在别人的角度分析和处理问题。对待徒弟所犯的错误,从不会当场指责,只会耐心地告诉徒弟错在哪儿,怎样改正,还会利用自己的私人时间对徒弟进行指导。

    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贵阳烟叶复烤厂电工领域的佼佼者,获得了贵州省四化建设标兵、五好标兵、贵阳市劳动模范等不少荣誉,在职业生涯里书写了自己的人生。

    如今,林振秋,这位80多岁的空巢老人,一生勤俭节约,依然住在贵阳复烤厂,家里客厅的灯依然是老式的无罩节能灯,平日还会在他那50厘米宽的小书桌上看看书、作作画,每日清晨会去十里河滩走一走,安享晚年。

  • 2018/07/26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六十五)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后记一:致贵阳卷烟厂

    张云乔

    当我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完成了四幅《血战宝山路》大型油画的第二次创作的时候,我已经是92岁高龄的老人了。但我的身体和精力仍还比较好,在我静下来的时候,我曾经这样想过,如有可能的话,力争在我的有生之年最好能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因为在我的事业中,有过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很多党的老同志的帮助,如李克农、夏衍、廖沫沙等。20023月,贵州省烟草专卖局的张国钧处长采访了我,将我和一中制烟厂与有关中共领导同志的文章在《中国烟草》杂志(20029月)上发表。次年三月正是“非典”严重威胁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的时候,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任民同志,广东省烟草学会刘主任,贵州省烟草学会张国钧副秘书长,还有贵阳卷烟厂办公室何云峰副主任等一行同志,冒着“非典”的危险,专程前来看望我。对我过去曾经从事过的烟草工作,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支持帮助我们党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为此,我深受感动,同时也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增强了我完成写书的信心。

    关于编写《金叶先驱》一书,是2004年下半年,在贵州省烟草专卖局和贵阳卷烟厂领导的重视和关心下,成立了编纂委员会,为顺利完成本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先由何云峰、张通平同志专程前来采访,并组织一中制烟厂的骆守先、斯强华等部分老同志多次召开座谈会,收集资料、实物、照片。原贵阳一中制烟厂厂长张嘉德(已故)之子张世培提供了张嘉德生前的日记,为这本书的撰写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初稿完成后,张通平来征求意见,又根据我的口述做了必要的修改。经过整理后,又由何云峰同志带着书本的送审稿第三次到我家中,由我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完善。本书不光记载了我本人和家属的一些主要经历,同时也反映了从桂林中一机械厂发展到贵阳一中制烟厂的整个概况,以及贵阳一中制烟厂的生产、经营、管理、职工福利、地下党员屠天侠同志在一中制烟厂工作的一些情况,经过认真审核,几易其稿,我认为书中由我提供的图片(照片)资料、符合事实,内容真实可靠,我本人同意公开出版发行。

    至此,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请允许我向中国烟草学会、中国烟草博物馆、贵州省烟草专卖局、贵阳卷烟厂的领导和参加编撰本书的有关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并向一中制烟厂的老同志表示诚挚的问候。

    最后祝贵阳卷烟厂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中国烟草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5620


  • 2018/07/16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六十四)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廖沫沙给张云乔的亲笔信

    历史终于给了张云乔同志一个公正的说法。

    退休后的张云乔一刻也没有闲着,1977年他被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后为广东省历届政协委员联谊会会员。同年被选为广州市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1980年第五届、1983年第六届常务委员,后为广州市历届政协委员联谊会会员。1981年加入中国电影家协会。1982年被选为广州市白云区工商业联会主任委员,连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主委,1987年后被推选为名誉主委,兼任市工商联执行委员,省工商联咨议。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白云区经济开发公司董事,1990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当选为市委委员。1999年得到中国电影家协会总会颁发的50年会员银牌奖状。在所担任的各个职位上,他都尽职尽力,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9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决定重新筹建“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在征集史料过程中,经张云乔的外孙余鹏翔(上海市金沙中学校长)与“筹备组”取得联系,“筹备组”恳请张云乔老人,重作一幅他于1932年创作的《血战宝山路》大型壁画。张老怀着一如既往的爱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不顾年高体弱,在自家的墙壁上扯起画布,战高温、抗疲劳,硬是凭着记忆重绘了一幅长35、宽14的《血战宝山路》大型油画。其精神和勇气可谓感天动地!

    此画展出并经报纸杂志宣传后,引起国内外纪念馆的重视,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广州“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纪念馆”以及美国华侨筹建的旧金山“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等纷纷来人来函,向张云乔老先生索要该画。年届耄耋的张老克服种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又绘制了三幅相同规格的《血战宝山路》大型油画,分别捐赠上述三个纪念馆。此时,张云乔同志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知道这一情况的人无不感叹说:“张老是在用生命作画啊!”

    为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张老又用两年多时间,抱病写完了他的回忆录《旧梦拾零》一书。这本沉甸甸的著述,何尝不是张老用生命所作 。

    95岁高龄的张云乔老人和老伴任奉仪住在广州珠影厂一套普通的职工宿舍住房。任奉仪女士是珠影厂的服装设计师,曾担任过《南海潮》、《大浪淘沙》、《七十二家房客》、《小螺号》、《孙中山》、《海外赤子》、《雾都茫茫》、《三家巷》等数十部电影的服装设计,并以《孙中山》(与王辑珠合作)获第七届中国电影最佳服装设计“金鸡奖”。他的大女儿张丽敏,原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教师,现已退休;儿子张汝郊,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现在美国工作;儿媳董艳华在广州工作;二女儿张式昭,原在广东电视台任服装设计,现已退休;女婿曾式韬在广州市邮电局工作;三女儿张丽南,现在香港国营货柜车运输公司工作;女婿司徒辉在港搞运输工作;小女儿张丽丹,先在珠影电视部任电子编辑,后去美国洛杉矶工作;女婿史建东在美国某食品公司工作。

    儿女们都非常孝顺,常回家看望二老。饱阅沧桑、洞达世情的张云乔老人每天晚睡早起,忙着整理资料,回复信函,著书立说,日子过得充实而平和。

    和大多数老人一样,云乔老先生爱怀旧,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他非常想念与之共同创建一中制烟厂的伙伴和朋友,他们是:陶培唐、陶钜唐、陈东、张志勋、张嘉德、朱水槐、金子谦、骆守先、骆建安、黄钟麟、马伯荣、姚永泽、陈善渊、孙达先、陈贵棠、陈延年、黄植希、李群等,这些伙伴中除陶培唐、骆守先、孙达先三人还健在外,其余的皆已乘鹤西去。借此机会,张云乔老人委托本书编辑在书尾提出:向已仙逝的朋友表示最深切的怀念;祝如今健在的老友及共患难的所有同事合家欢乐、健康长寿。

    孙师毅同志简介

    孙师毅同志(笔名施谊)是早期中国电影编剧、歌词作者,是我国最早的电影艺术教育工作者之一。祖籍浙江杭州,1904年生于江西南昌。幼时读私塾,后在江西省立工业学校攻读化学,曾与方志敏是同窗,并在其领导下组织开展学生运动,1922年进入北京汇文大学文学院学习,1926年入上海国立政治大学就读,在校外报刊发表左翼思想译著。1930年参加革命工作,早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20世纪30年代初期加入共产国际。1933年在上海中外出版公司任总编辑,后在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长城画片公司任编辑、编剧、剪辑和演员,曾在影片《道义之交》中扮演角色,并编写电影剧本《哪吒出世》,后入神州影片公司,主编《神州特镌》,发表了《电影在艺术中之位置》、《啊!中国影片》等重要文章。1934年,为联华影业公司任编导,编写电影剧本《新女性》,并与聂耳合作编写进步歌曲如:电影歌曲《新女性歌》、《开路先锋歌》、《牧羊女》等,介绍聂耳进百代公司担任唱片选题指导工作,同年,任电通影片公司编导,兼《电通画报》执行编委,为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的影片《自由神》的主题歌《自由神之歌》作词。1936年,在无锡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筹办电影广播专修科,并任主任。“八·一三”事变后,率专修科学生撤至武汉。1938年,在武汉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的工作,始任秘书,后代主任秘书。三厅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后任委员,兼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特约编导,为影片《白云故乡》创作了主题歌的歌词,并剪辑完成了一部反映世界学联代表来华访问的短纪录片《和平之应声》。其间,还为重庆的表演团体导演了《大雷雨》、《夜店》等话剧。为左翼电影运动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桂林、重庆等地从事新闻、戏剧和我党隐蔽战线的特殊工作。这段时间,孙师毅与本书主人公张云乔联系密切,张云乔因此在党的领导下,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展开了张云乔传奇的人生一页。1947年,张云乔将孙师毅由重庆接到贵阳一中制烟厂任顾问,孙师毅到贵阳一中制烟厂后,在管理上为一中制烟厂编写了相关管理制度,做了大量工作。1949~1951年,孙师毅赴香港任《文汇报》总编辑。1957年初回到北京,1958年在文化部参与筹建中国电影资料馆,任顾问,并经常组织20世纪30年代电影观摩,给影片撰写简介、前言,为宣传、继承、发扬我国进步电影的战斗传统做了有益的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师毅受“四人帮”迫害,不幸去世。

    关于孙师毅同志的中共党员身份问题,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1989520日,中国共产党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公开中国电影资料馆原顾问孙师毅同志党员身份的决定,决定的内容如下:

    孙师毅同志,男,系我中国电影资料馆原顾问,浙江杭县人。19045月生,汉族,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分知识分子,大学文化。

    1930年参加革命工作,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行政十二级。196610月病故,享年六十二岁。

    1986年电影局党史征集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夏衍、杨翰笙、司徒慧敏等老同志均确认孙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据此情况,我们派人进行调查,经调查证实,孙师毅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

    由于孙师毅同志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为党工作,虽于1957年从香港回到内地,但生前未公开党员身份。经1986111日请示国家安全部罗青长(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同志批准“同意发表孙师毅同志为中共党员”。中心党委根据调查材料经讨论,并报请上级党委批准,现公开孙师毅同志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

  • 2018/07/05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六十三)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尾声

    功成身退的张云乔,本打算在他钟情的电影美工上再干一番事业,不料,十年浩劫开始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由他担任美工的影片《逆风千里》被视为给国民党歌功颂德的大毒草,他自然成了栽培“毒草”的人,被造反派关进了珠影厂的牛棚,整天除了“陪斗”就是从事喂猪的劳动改造,而他们捐资创办建联中学一事则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争夺下一代,红卫兵不仅砸烂了学校,还将他们揪去批斗。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在那个颠倒黑白,人性扭曲的年代,申辩、反抗都是徒劳的,相反,会被加重处罚。张云乔不止一次想到过自杀,他甚至连自杀的地点都想好了,要不是他的夫人任奉仪劝阻说:“我们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坦坦荡荡地做人,为什么要去死。再说孩子还小,我们死了孩子怎么办?”可以说,是任奉仪的信任和关爱救了他的命。

    1967年,张云乔被下放到英德“五·七”干校挑水,在他挑水的井边,赫然写着:“严防阶级敌人在水中投毒”的标语。这时候的张云乔已锻炼成富有斗争经验的“老运动员”,他学会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一策略使他没有被“升格”,也减少了些皮肉之苦。在他“规规矩矩”的外表下,涌动着一颗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他相信,共产党的天下是千百万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不可能永远被这样糟蹋。

    1972年,林彪事件后,张云乔回到广州珠影厂基建科任仓库保管员,负责建筑器材以及沙石、砖瓦的管理,过起了万分劳累而又平凡的生活。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社会开始拨乱反正。“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许多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得到澄清。

    1981710起,夏衍的《记者生涯的回忆》在《羊城晚报》上连载了六天。8月初《羊城晚报》上又补发了夏衍的一篇名为《补遗和更正》的文章,补述前文遗漏的问题,文章中有一段提到了张云乔在解放前为党工作的情况:

    “在林江反革命集团粉碎后,我向珠江电影制片厂反映了张云乔的政治情况。但是1979年冬我去广州,我问起张云乔的情况,看来珠影对他过去所做的贡献还是将信将疑。为此,乘此机会,我向张云乔的女儿张丽敏要来了一直由她珍藏着的周总理亲笔给孙师毅的两封短简,里面提到张云乔转交大额款项的问题,可以证明张(指张云乔)在当时担负的工作不但是给《救亡日报》和‘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以适当的帮助,而且还有向地下党和游击区输送经费的任务。”

    《补遗和更正》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关上级部门经过认真的调查核实,把张云乔的退休正式改为离休,享受正处级待遇,参加革命的时间从19391月算起。

    19851114,廖沫沙也给张云乔写了亲笔信,以证实张云乔同志为党所做的工作。(廖沫沙此信中讲到为张云乔证明在解放前张云乔为党兑换港币的事,见本书第167页。)

    廖沫沙在给张云乔的信中说道:“在我的印象中,你一直是帮助我们党作工作的,是我们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而解放以后,却长期默默无闻,不知去向。我以为你已经不在人世了。原来你还在广州。像你这样为我们党长期出力的人,却不过以普通工商业者的待遇(退休),这是令人深为不平的事。”

    廖沫沙的话,使张云乔深感慰藉。

  • 2018/06/22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六十二)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四节 功成身退 重操旧业

    解放初期,不少私营企业纷纷收缩、撤资,一些资本家出于对新政权的疑虑,携资出境、另寻发展,加上国民党溃逃前大肆破坏,广州市区千疮百孔,市井一片冷淡。政府为鼓励各企业恢复生产,颁布免税两个月的优惠政策,但是海珠桥的大轰炸给广州一中制烟厂带来的损失太大,尽管陶培唐、张志勋等人使尽浑身解数恢复生产,但还是错过了免税两个月的免税期。

    云乔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烟厂目前的处境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所谓机遇,是私营企业的大量缩减和歇业,自然会让出更多的市场空间,而新生的政权必然要把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广州一中制烟厂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更加凸显;所谓挑战,主要是急需增强实力、扩大生产、抢占制高点。

    为此,广州一中制烟厂的几个负责人奔走呼号,广泛寻求合作伙伴和争取广州市人民政府和工会等官方支持。解放后,上海华成烟厂驻广州代表曹冠英经过政治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出于自愿加盟投资广州一中制烟厂,使烟厂资金扩大了50%。曹冠英先生还把一批高档卷烟设备英制“摩林”(Moling)卷烟机一台,美制(A.M.F)卷烟机一台,英制“摩林”自动化包装机二台投入广州一中制烟厂,作为扩大增资,使烟厂实力显著增强,生产能力成倍提高,为今天广州第一卷烟厂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曹冠英先生在广州市工商联召开的会上发言说:“过去我惟一的商战敌手就是‘沪光’牌,我到广州来要做的事,就是把‘沪光’烟打下去。现在解放了,我们要‘化敌为友’,走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道路,我将尽其所能支持广州一中制烟厂发展。”他当即表态,把原来准备搬迁华成烟厂而花巨资修建的四层大楼,拿给广州一中制烟厂做仓库;珠江桥旁边的两栋大楼也拿给一中制烟厂用。另外,无偿支援一中制烟厂五大木桶(每桶五吨)原准备用来生产“美丽”牌香烟的美国高级烟叶。

    曹冠英的发言声惊四座,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广州市、乃至全省工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

    先生说到做到,会后马上兑现承诺。

    当满载着烟叶的车队浩浩荡荡的开进广州一中制烟厂时,广州城都为之轰动,广州一中制烟厂的职工更是欢欣鼓舞。

    这件事极大地提高了整个广州工商界积极投入公私合营的热情。客观上促进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由于曹冠英的四层大楼离广州一中制烟厂太远,不利于管理调度,后改做广州市仓储公司的资产。而位于珠江桥边的广州一中制烟厂的仓库大楼,内部没有装满,尚有空余,陶培唐便将他们租给广州中国银行使用,但同时又将烟叶存放于这两栋大楼里,作为抵押品向银行贷款,银行方面则派驻厂员控制仓库烟叶的收发——烟厂要用多少烟叶,由银行驻厂员核准发货。这种运作方法,使银行和烟厂得以互惠互利。

    经过资产重组后的广州一中制烟厂如蛟龙出海,业务蒸蒸日上。所产“沪光”牌香烟成为广州市面上的驰名商标。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陶铸在接待中外来宾时,指定用“沪光”香烟。可见,当时“沪光”牌香烟的名气和影响。

    有一天,陶培唐和张云乔结伴到烟厂的大门附近,老远就看见运输货物进出的车辆堵起来了,陶培唐乐不可支地拍着云乔的肩膀说:“你看,我们的厂门口又堵车了……”两位伙伴相视一笑,感觉好极了!

    一般来说,堵车不是一件好事,但解放初期,车辆很少,厂门口能够堵车,意味着这个企业兴旺发达。

    1954年,广州一中制烟厂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的改造,张云乔被委任为私方副厂长。不久,广州市轻工局又将他调到广州市食品工业公司担任生产科科长。1955年张云乔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卷烟技术研讨会。

    广州市食品工业公司属下有两间卷烟厂(即以后的广州卷烟一厂、二厂)、五羊牌啤酒厂、岭南饼干厂、番禺糖厂、广州榨油厂、糖果厂等等大型企业十余间,工种复杂多样,云乔感到,即使从头学起恐怕也难以胜任。

    云乔早有归队搞文化工作的愿望,早年弃影从商实属于在特殊社会背景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如今,革命成功了,他有条件把自己的兴趣、特长与社会的需要联系起来,为发展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再立新功了……想到这些,云乔的心情非常激动,他渴望马上找到至交夏衍吐露心曲。

    夏衍当时在上海,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云乔受命代表市卷烟行业到北京出席工业生产会议,回程经过上海,他径直去到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夏衍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多年不见的莫逆之交,云乔向夏衍汇报了工作和思想情况,希望夏衍成全他重操旧业的愿望。

    夏衍对云乔的心情表示理解和赞同,他让云乔按组织程序打报告,按照手续办理,组织上有可能批准。

    云乔回到广州,马上向主管机关——广州市轻工局打了《转业报告》。“报告”很快转到中央统战部,又批转到文化部,文化部批示后,转到了广州市委组织部,《报告》批复的时间十分短促。

    不久,广东省委组织部的同志找张云乔谈话,问他还有什么具体想法。云乔直言相告,要求到上海或北京制片厂去从事电影美术工作。组织部的同志说:“我看你还是哪里也不要去了,广州马上就要筹建一个电影制片厂,你就在广州搞嘛。我们这里也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啊。”

    就这样,张云乔从广州市食品公司调到了广州电影制片厂筹备处(后更名为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筹备组主任朱光安排张云乔与文化部派出的苏联专家工作队一道从事基建工作,先去选择电影厂的厂址。

    苏联专家工作队分别由技术、电器和机械三个专家组成,队长叫普特果夫,瘦高个儿,人豪爽、随和,工作热情很高。

    那段时间,云乔一大早就驾着吉普车,和普特果夫一道去广州市区和郊区选址。经过科学的考察和论证,最后确定了厂址,即现在的珠影厂所在地。当时,这个地方还属荒郊野外,到处是坟堆、乱石和杂草。施工队进场后,很快就平整出来。不到几年时间,我国南方最大的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横空出世。

    1957年~1965年间,张云乔先后担任了珠影厂基本建设科副科长、供应科科长等职。调职到珠影厂以前,张云乔在广州一中制烟厂的工资定为每月500元人民币,比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还多四五倍,他主动要求调职后减为250元,后来他发现250元还是太高了,仍然比厂长高许多。他又再次要求减为125元。那种时候,似乎已有“越穷越革命”的苗头,张云乔步步退让实属明智之举。

    不仅如此,云乔还将一中制烟厂分给的公私合营、私方应得的定息全部捐出来,与棉纺二厂的老板荣毅仁、华成烟厂住广州代表曹冠英、进出口公司的王宽诚等所捐的定息一并80余万元合办了建联中学。当时曹冠英还表扬他说:“张云乔与众不同的是,捐建学校的名单中,有的人捐20%30%的定息,而张云乔是100%地捐。”从1956年~1959年,云乔应得的定息分文不留地全部捐给了建联中学(即现在的广州市97中学)。

    1962年,云乔如愿以偿地担任了电影故事片《逆风千里》的美工师,这才真正回到了他的老本行。

    19337月,张云乔在上海加入戏剧协社,第一次担任话剧《怒吼吧!中国》的美工师,到1962年重操旧业,张云乔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时间整整过去了30年。这30年正是中国现代史上风云激荡的30年,张云乔同志怀着一腔报国之情,投身于进步电影事业和工商业,谱写了人生波澜壮阔的辉煌篇章,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尤其是他在烽火岁月里创办的一中制烟厂,历经坎坷、不断壮大,解放后又完整地献给国家,为中国烟草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今,一中制烟厂已演变成为贵阳卷烟厂和广州卷烟一厂,这两个卷烟厂都是全国烟草行业重点企业。其中,贵阳卷烟厂已从最初的小厂发展为今天拥有5400多名职工、42亿元总资产、10个大车间、6个分公司、1个分厂,具备现代化生产流程,年产量104万箱的国家大型企业。

    树有根、水有源,如果说现在的贵阳卷烟厂已成为参天大树、浩荡江河,那么,张云乔同志和他的同伴们在60年前的烽火岁月创办的一中制烟厂贵阳厂,便是树之根、水之源。

  • 2018/06/12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六十一)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三节 “翠岗山”便包烟好 公私合营路宽

    在解放与接管的同时,贵州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也随之开展。由于认真吸取了解放较早的兄弟省市的经验,贵州对官僚资本企业的接收实行了“不打烂旧机构”和“保持原职原薪制度”的方针,力求保持企业生产系统和技术组织的完整性和合理性。并通过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吸收他们的代表参与清点委员会,共同审查和清点财物,检举揭发隐瞒破坏行为,协助配合接收工作;在此基础上,各厂矿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与企业行政人员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工厂管理委员会,直接参加企业管理和改革,有效保证了没收官僚资本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2年初,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即“三反”、“五反”运动。

    由于张云乔、陶培唐等几个主要股东早已离开贵阳,在广州参加“三反”、“五反”运动,贵阳一中制烟厂的经理兼厂长张嘉德自然就成了运动的对象。他被隔离在厂长室反省近三个月,直到把工作组所提的三个问题一一澄清,才解除隔离。

    解放初期(1950年),国家工商局颁布了《全国卷烟商标公告》,明令全国的卷烟商标重新注册、登记报批,未经批准使用的商标,最迟至1952年底不准再用。这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使各个烟厂不得不在卷烟的包装和商标上重新下工夫。此外,几重原因致使卷烟业生产萎缩、产品滞销,有的烟厂干脆就停工了。原来抽高级烟的消费群体出于思想顾虑,大多不愿意抽了,而低级烟又不合他们的胃口,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沪光”牌香烟的销量。

    张嘉德和骆守先苦思冥想,意欲从香烟的包装上做文章。骆守先专门去找当初设计香烟盒皮的画家方树德。

    他一进方树德家的门,恰巧看到方树德放在凳子上的一张正在设计的翠冈山盒皮。该设计用的是白描手法,色彩单一、构图简练,感觉既简朴又有点革命气息。这一发现启发了骆守先的灵感,他当即向方树德索要该盒皮,拿回厂里征求张嘉德的意见。张、骆二人经过一番筹划后,当场采用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的办法,用乙级烟丝来生产“翠冈山”便包烟,而以丙级烟每包1角钱的价格出售,比当时的“沪光”烟便宜两三角钱。这时,贵阳的各个电影院正在热映《翠岗红旗》的电影,由于巧妙地利用了影片《翠岗红旗》产生的轰动效应,满足了不同消费层次人群的心理,“翠岗山”便包烟一投放市场就受到消费者的青睞,成为雅俗共赏的时尚香烟而独霸市场,以至于各个单位开“三反”、“五反”大会,都普遍用贵阳一中制烟厂生产的“翠岗山”便包烟。

    远在广州的张云乔得知这一喜讯非常高兴,他征求了陶培唐等人的意见后,又从广州一中制烟厂调购了一台当时较先进的英制“摩林”(Molins)牌卷刀式切丝机到贵阳一中制烟厂,使之更加锦上添花。

    “三反”、“五反”运动后,贵阳一中制烟厂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工厂的厂房、流动资产和机器设备等原封不动地投入到公私合营中。

    1954226,贵阳市根据政务院颁布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决定对卷烟民族资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共贵阳市委决定组建公私合营贵阳烟草公司,由各私营烟厂自愿参加。91日,公司正式成立,下辖3个分厂:第一分厂为利亚烟厂(资方:孙序九、黄炳臣)、西南联合烟厂(资方:林应棣、李洪滨、宋光华),厂址在黔灵东路;第二分厂为贵阳一中制烟厂(资方:张嘉德、骆守先、黄钟鳞),厂址在湘雅村;第三分厂为南明烟厂(资方:戴子儒、李文裳),厂址在南明堂;贵阳钟表公司(资方:杨世康、何荣庆,该公司有半数以上资金投入烟厂)。贵阳四间大厂在公私合营、清产核资时的资产总数为21.31万元,其中:一中制烟厂16.38万元(占76.87%),南明烟厂1.53万元(占7.18%),利亚烟厂2.3万元(占10.79%),西南烟厂2.1万元(占9.85%)。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四厂的合并是以贵阳一中制烟厂为绝对主体的……没有什么比事实更能胜于雄辩的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些私营企业转移资产、抽撤资金,而贵阳一中制烟厂却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其奉献精神令人由衷赞叹!

    公私合营贵阳烟草公司由朱厚泽1〕任总经理,张瑞民任党委书记。临近合营公司正式成立,张瑞民奉令调机械工业局主持工作,党委书记由杨冠众接任。

    翌年,以民益、四权、颐和、荣亨、群力、五一、新黔等11家小厂组成的新黔联合烟厂(资方:司泽生等)申请公私合营加入公司,另外有几家小厂从事卷烟商业经营。

    至此,贵阳卷烟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生产卷烟42673大箱,比合营前1952年四家私营厂总产量27545大箱增加了15128大箱,增长了54.92%

    在贵阳市政府规划下,1956年,南明烟厂也集中于黔灵东路,南洋、侨胞加入,改称公私合营贵阳烟厂,边生产、边改建,经过三年时间,建成了规模为年产5万箱的中型卷烟厂。主要设备有:大型卷烟机14台,小型卷烟机3台,切丝机2台,炒丝机5台,压梗机7台,生产能力为年产量10万箱。

    贵阳一中制烟厂人员分流,一部分到国营厂,一部分到公私合营厂。

    值得一提的是:贵阳一中制烟厂这个200多人的私营企业,在解放后为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培养、输送了30多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其中处级以上干部就有4名,他们是屠天侠(原一中制烟厂副厂长,解放后调任青岛市工商局局长);覃寿榆(原一中制烟厂会计,解放后任贵阳市人事局副局长);王子元(原一中制烟厂包烟工,解放后任贵阳市委汛防处副处长)。这在贵阳市的私营企业中是少见的,充分说明了贵阳一中制烟厂员工较高的整体素质。

    1959年,国营贵州烟草公司改称为地方国营贵州烟厂。1963年,国营贵州烟厂更名为国营贵阳卷烟厂。19673月,国营贵阳卷烟厂更名为国营贵阳卷烟一厂。1968年,公私合营贵阳烟厂更名为国营贵阳卷烟二厂。19881月,国营贵阳卷烟一厂、二厂合并成立国营贵阳卷烟厂。

    注释:

    1〕朱厚泽,贵州织金人。历任青年团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第一书记,贵阳市化工局局长、市经委副主任,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中共贵州省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总工会第十一届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 2018/06/01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六十)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二节 军代表进驻烟厂 捐飞机抗美援朝

    贵阳解放不久,军管会派出辛挺、谢建锋、杨广三名解放军组成的工作组进驻贵阳一中制烟厂。

    工作组进厂后,召开全厂职工大会,阐明军管的目的意义,宣布有关的政策和纪律。随后,工作组的同志分别深入到车间、班组,与职工群众促膝谈心,掌握工厂生产经营情况,尤其是职工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他们亲切地询问职工:工作辛不辛苦?生活如何?得到的回答基本上肯定的。职工们普遍反映,工作顺心,生活也不错,这使工作组的同志很感意外。

    有个工作组的同志问搬运工康宏发,“吃得好不好?”康宏发回答他说:“好。比我们在家里还吃得好。”

    “噢,这样就好。”工作组的同志又问:“你是不是党员啊?想不想靠拢组织啊?”康宏发回答说:“不是,我又没有什么文化……”

    “没文化也可以入党嘛。过去,你们是帮资本家干,现在,你们当家做主了,自己给自己干……有什么意见不要客气,要提出来呵。”

    “没有什么意见。”康宏发回答得很干脆。

    为了增强职工们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旧社会的仇恨,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工作组召集全厂职工开“诉苦会”。

    会上,主持人鼓动大家踊跃发言,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

    动员了半天,没有人主动起来发言。主持人以为职工们有什么顾虑,便大声说:“你们不要怕,现在是新社会了,有解放军给你们撑腰。”

    会场上还是一片默然,主持人开始点将发言了。被点名的几个职工都说:我们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吃饭不要钱,孩子进托儿所也不要钱,看病、吃药,甚至理发、洗澡都不要钱,比起别的私营企业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有个拖烟叶的职工站起来说,厂长张嘉德曾经给他看过屁股,原因是他得了便秘,拉不出屎来,到厂医务室去看也不管用。张厂长知道后,亲自登门看望,并用肥皂水灌他,还叫他脱光屁股,亲自用手去抠,活活把大便给抠出来了。他话还没有讲完,职工们就哄堂大笑起来。主持人急忙叫大家安静、严肃!

    又一个职工站起来说,食堂两荤两素一汤太少,应该像共产主义那样,各取所需,要吃什么有什么,要吃多少拿多少。说得工作组的同志们也在摇头。

    终于,有个职工冒了一句:屠天侠厂长打过工人。

    这还了得!工作组的同志叫他说下去。

    原来,在1948年夏天的时候,工厂因故解雇了司徒彬等几个人,司徒彬心怀不满,借着酒性,在饭厅里大骂副厂长屠天侠,屠天侠忍无可忍,跑上前去扇了他一耳光,引起公愤,几个被解雇的员工放下碗筷,与屠天侠大闹起来。张嘉德接报后火速从城里赶到现场,一边批评屠天侠不该动手打人,一边代表工厂向全体工人和被打的司徒彬郑重道歉。他劝大家先吃饭,推出职工代表到他家去商议解决……经过协商,因厂方提高了被解雇职工的待遇,方才了结。

    这名“勇敢”的职工越讲越起劲,这时,与工作组同坐在主席台上的屠天侠副厂长坐不住了,他给身边的解放军耳语了几句,同时,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红本本。

    解放军接过红本本,仔细看了一会儿,终于明白了贵阳一中制烟厂的实情。他满面笑容地站起来,紧紧握住屠天侠的手,仿佛在说:同志啊,可找到你了。该解放军马上和工作组的另外两个同志交换了意见,会议当即决定“诉苦会”暂告一段落,军代表对大家说“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大家要像主人翁一样爱护自己的工厂。”他希望职工们努力工作,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坐在前排的几个职工看到了这一幕,散会后暗中窃窃私语,似乎明白了什么。

    在工作组同志的辛勤工作下,贵阳一中制烟厂的生产经营得以正常进行,干部职工情绪稳定,政治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工厂还组织宣传队走上贵阳街头,派专车到花溪等郊区,开展禁毒、禁银元、使用人民币的宣传活动。

    不觉到了1950年秋,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161日,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捐献飞机、大炮等武器支援前线”的庄严号召。贵阳市工商界召开各行各业负责人会议,进行全面动员,工商界人士满含激情,正式电呈毛主席表示决心,电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由于您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使我们的祖国获得了新生。但是,美帝国主义仍怀着它在中国百年来的经济侵略的野心,在亚洲大陆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我们工商界经过学习对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控诉,已深刻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通过各业同业公会负责人于1123日联席会议,已订出五项爱国公约作为我们抗美援朝的行动纲领。敬爱的毛主席,您给天津工商界的复电,同样给我们无比的兴奋!我们接受您的指示,坚决在您的旗帜下,团结贵阳市的工商业者,献出一切力量,为巩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果实和战胜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而斗争。光荣永远归于您,我们谨向您致以崇高的敬礼。

    接着,贵阳市工商界提出了捐献五架战斗机的增产捐献计划,其中,烟草行业计划捐献一架战斗机。贵阳一中制烟厂职工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不分白天黑夜的努力工作,提前完成了捐献计划。全市烟草界(工商界)的职工每天多上一个小时的班,一月有余,方才聚齐,逐级上报。

    1952816,贵阳市工商界组成抗美援朝捐献飞机的“献金大队”由粮食、煤业、烟草、矿产、医药等七十几个行业的负责人和部分会员代表1500余人,手持彩旗、敲锣打鼓地游行,到大十字向“献金台”献金,再由市人民政府转抗美援朝总会。

    这次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献金活动使贵州地区的职工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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