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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5/21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九)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九章 功成身退 重操旧业

    第一节 “三反”受委屈 兼职《周末报》

    “侨生行”又在香港买了6部(G .M .C)卡车,准备再次运到北京民航总局。云乔通过和外商的特殊关系,把卡车装上了去天津的英国商轮。这时,他突然接到任泊生从广州打来的电话,说北京民航局通知,今后运车辆到北京,必须事先取得进出口许可证,否则不准进关,要云乔停止装运。云乔只得将已经上了轮船的6辆卡车重新吊下来,寄存在一家环球公司的货仓。

    没过几天,云乔接到广州一中制烟厂的通知,让他回广州参加“三反”和“五反”运动。尽管有任泊生的先例,但张云乔胸怀坦荡,他没有做过多考虑,立即关闭了“侨生行”,把“侨生行”的物资以及寄存在环球公司的6辆卡车单据,一起移交给了香港两航起义负责人张忻康和张乃嵘,并委托副经理岑衍镛将民航投资的十余万港元交给“两航起义”负责人,又将在九龙界限街的住房也交给“两航起义”负责人调度使用。

    一切安排妥当,云乔只身踏上了返穗之路。

    在通过罗湖海关时,一个英国官员检查到云乔的手提箱里装满了账目文件,料想他是商行的经理,好心提醒他:“你们国内正在开展‘三反’运动,你这个身份正是斗争对象,何必去自投罗网呢?我劝你现在回港还来得及。”

    云乔说:“我是生意人,不是政府官员,我没有干违法的事情,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谢谢你的关心。”那位官员听云乔这么说,把头一歪,礼貌地说:“祝你好运!”

    过了几天,云乔的妻子任奉仪也带着孩子回到了广州。

    然而,令云乔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他果然成了“三反”对象,被迫住在厂里说明“问题”,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云乔的妻子任奉仪和孩子借住在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一个朋友家。

    “三反”工作队要张云乔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那家寄存6辆卡车的环球公司倒闭了,广州民航要求他归还这6辆卡车的钱。虽然云乔在回穗前就将6将卡车的单据移交给了张忻康和张乃嵘,并请他们负责去追款或取车,但在那个时候,个别人的头脑已经发昏发热,恨不得多揪出几只大老虎来,云乔纵然把全身汗毛变成嘴巴也说不清楚,根本不会有人肯听他解释。(后来,烟厂在公私合营、清产核资阶段,把这6部车的钱折算成人民币从云乔私人股份中扣除,成了公股,才算了事。若干年后,云乔收到香港环球公司经理陆元亮的来信,他说当年张忻康和张乃嵘两位去向他追讨这6部车,因为香港的环球公司倒闭,所以由上海的分公司代香港公司还了款。或许是由于当时香港和广州的信息沟通出了问题,云乔等于重复赔了6部车的钱。)

    其二是,广州一中制烟厂存在逃税的情况。不知怎的,税务局派来的驻厂人员硬说自己收受了广州一中制烟厂的贿赂300元,厂长陈善渊也被逼承认烟厂逃避税金,旧证重用等。这样,广州一中制烟厂就成了“基本违法户”,“三反”工作队要云乔补缴税款。

    此时的云乔已是两手空空,就连存放在广州一中制烟厂仓库里的衣物、家具等都在海珠桥被炸后不复存在了。万般无奈之下,云乔只好四处借钱,后来在一个名叫丁纪徐的朋友那里借到一千万元(解放初期的币制),补交了所谓的逃避资金缴给厂方,由厂方开了收据,此事才算过去。

    这场风暴来得太突然、太猛烈,张云乔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心里很难受,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侨生行”已不可能再办了,进出口贸易也成了不现实的梦想,苦闷中的云乔心里有了微微的变化,他甚至闪过一丝“清静无为”的念头。

    那时,云乔仍然以一中制烟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做一些工作,但由于广州一中制烟厂这边有陶培唐、张志勋、陈东、陈善渊“四大金刚”把关,他们个个能力非凡,工作起来游刃有余,云乔也觉得没有必要去指手画脚了,感觉自己成了“闲人”。

    这时,他想找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来做一做。恰巧,香港的《周末报》社整个搬到广州来出版了,报社主编胡希明、副主编冯英子、报社经理由省文化局副局长苏怡兼任。云乔本是文化人,在文化界的朋友很多,他找到当时主管新闻的司马文森说,他现在空闲时间较多,想找个兼职的事情做做,充实一下生活。司马文森当即给《周末报》推荐张云乔,他们一口就同意了云乔加入《周末报》工作。

    第二天,云乔高高兴兴地去《周末报》报到,报社根据他的兴趣和特长,安排他当摄影记者兼图版编辑。云乔接手任务后,每天挂着个相机走街串巷,捕捉新闻镜头。回到报社,又自己冲印胶片、画版制图,周而复始,乐此不疲。每天有闲暇时,他也跑到烟厂去看看,关心一下厂里的生产,但大多数时间和精力,他都放在《周末报》的工作中。

    这样紧张而又自如的日子,云乔过了一年多,要不是《周末报》后来停办了,没准儿他会一直干下去。

  • 2018/05/09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八)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四节 群策群力 共度“匪乱”难关

    贵阳解放前夕,仿如黎明前的黑暗,鱼龙混杂、沉渣泛起,社会治安处于无序状态。国民党军残部化兵为匪,隐匿于农村的荒山野岭,伺机兴风作浪。远在广州的云乔得知这一境况,特地给张嘉德打来电话,请他转告贵阳一中制烟厂的员工“……不要怕,一中制烟厂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解放军是自己的队伍,他们不会伤害大家的。”他让张嘉德把工厂员工家属一齐接到厂里吃住,再三叮嘱“既要保护好工厂,又要保证全厂职工及家属的生命安全。”

    接着,在屠天侠的主持下,工厂连续召开了两次会议,简要通报了当前形势和注意事项,强调要发扬实事求是精神。对在过去的特殊情况下说过的假话、做过的错事不予追究,但从现在起大家都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屠天侠当即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他过去所填的学历“上海交大电机系毕业”不实。会后他带头改正过来,重填了一张。其他人事档案填报不实的职工,也全部改正了过来。

    根据云乔的指示,张嘉德、屠天侠等人通知贵阳一中制烟厂所有家属到厂里来吃住,实行“密封式”管理,由“护厂队”统一把他们保护起来。由于人数众多,厂里把包装车间和烟叶仓库腾挪出来供家属居住,大人小孩都挤在车间里面,打地铺睡。

    19491115,贵阳宣告解放,全城一片欢腾,人们喜气洋洋、奔走相告。贵阳一中制烟厂组织文艺队,穿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到中华路,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城。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二野五兵团的将士们个个精神抖擞,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在彩旗和欢呼声中。贵阳一中制烟厂的许多员工还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他们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好奇地打量着。女工们看到解放军队伍中走着一些英姿飒爽的女兵,感到既好奇又羡慕……

    贵阳解放后,新生的政权面临着十分困难的经济局面。贵阳本来就贫穷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国民党出逃前又大肆破坏,官僚资本家携款外逃,许多工厂、商店被迫停产、停工,甚至倒闭,尤其是贵阳周边的村镇上,土匪活动十分猖獗。

    据史料记载,当时贵州境内主要有两股较大的土匪势力,一股是号称“黔桂边反共挺进军”屠占庭部和地方封建势力朱子刚匪部,其骨干均系国民党保安团的军官和残兵痞子,有一定的战斗力。另一股是号称“反共救国军”的曹绍华匪部,该部拥有82·60迫击炮17门,轻重机枪32挺,匪众达4000余人,主要活动于长顺、紫云、惠水、罗甸地区,还不断袭击、骚扰青岩、花溪、清镇、平坝一带,最近一次甚至打到了贵阳城郊的三桥。

    他们常常昼伏夜出,抢劫军车、商车、公粮,冷枪袭击解放军和一般平民。有的战士不幸被捉住后,竟被他们割舌挖眼,抛入河中。贵阳一中制烟厂有一辆往重庆方向运货的商车,行进到遵义附近时,路边山头上突然出现密集的人影,匪徒们有的穿军装,有的穿便衣,手臂上捆着稻草,吹起牛角,端起步枪,挥舞着大刀长矛,疯狂扑向商车。土匪们一拥而上,把司机从驾驶室扯下来。司机被吓坏了,战战兢兢地向匪徒说明,这是商车,他是做老实生意的,求他们手下留情。

    还算幸运,这伙土匪搜查了一番后,抢了几箱烟散去了。司机回厂告知实情,贵阳一中制烟厂就再不单独派商车出去销烟了。

    销路阻断了,失去了收入来源,许多烟厂已处于歇业或半歇业状态。贵阳一中制烟厂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工人工资发不出来,连吃饭也成了问题。张嘉德在电话里跟身在香港的云乔报告了这一严峻形势。云乔心里虽是万分焦急,但“侨生行”的事务缠身,爱莫能助,他只能在电话里告诉张嘉德,希望他们克服一切困难,渡过难关,务必不能让烟厂关门倒闭。

    张嘉德和屠天侠、骆守先等人商量如何度过“匪乱”,他们研究出三条主要措施:一是组织员工“上山开荒”、生产自救;二是发动职工上街零售;三是将小部分员工分流,等等。

    他们首先跟食品工会联系,介绍了10余名职工去米厂工作。有30余名职工体谅工厂的困难,主动要求自寻出路。其余员工在张嘉德、屠天侠带领下,拿起锄头、铲子到厂后面的山上开荒种粮、种蔬菜。有几个月的时间全厂职工都没有领工资,完全靠自给自足。

    于是,在湘雅村的山头上,就出现了两三百人挥锄劳作的大生产运动的场面。员工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工厂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不计报酬、辛勤劳作。休息时,大家还齐声高歌“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等革命歌曲。歌声响彻山谷,回荡在湘雅村的上空。

    有烟行的老板见到此情此景感慨地说:只有你们贵阳一中制烟厂的职工才是这样,别的烟厂,不发工资工厂就倒闭了,谁愿意给老板白干活?

    为了把库存的香烟销出去,厂里每天发给职工五条香烟,各人拿去设法销售。有的工人去找亲戚朋友推销,有的拿着到处去问烟行,有的甚至在街上摆起了地摊。他们都怀着一个信念,没有度不过的难关。

    工商企业的困境引起了新生政权的关注,省政府决定,采取武装护运,军车带商车,开办匪灾保险,组织联营等办法,保护私营企业开展物资交流。贵阳一中制烟厂需运烟外销时,加入车队,部队派军车开道和断后,军车上坐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汽车驾驶室的顶棚上架起机关枪。那期间,烟厂运往重庆柳州办事处的卷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运输的。

    与此同时,新政权加大了“清匪反霸”力度,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贵州省境内几股大的土匪势力被清剿殆尽,匪首曹绍华中弹被俘,解放军将其抬到贵阳科学路图书馆前示众,人们奔走相告,拍手称快,前呼后拥去围观。三天后,曹匪被枪决。

    1950年底,贵阳及全省的局势已完全改观,公路畅通、社会安定,市面开始繁荣。贵阳一中制烟厂从困境中走出,开始了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云乔从香港来电报,拟将一中制烟厂贵阳厂送给政府。张嘉德持电报到市委反映,肖刚代表市委接待了张嘉德。肖刚说:“一中制烟厂主要办厂人员我是了解的,接收私营企业不是我党的政策,希望你们要好好将工厂办下去。”

  • 2018/04/30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七)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三节 反封锁、反禁运的“侨生行”

    广州“西南烟行”的运作跟贵阳市区办事处差不多,云乔一方面利用在烟行上班的机会结交名流商贾,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烟行也是销售本厂产品的主要场所,“沪光”牌香烟每天从这里源源不绝地销往四面八方,成为广州卷烟市面上的“抢手货”。

    孙师毅以一中制烟厂顾问的身份与云乔同在“西南烟行”的二楼办公,工厂的重大事情基本上由他俩商量后,和陶培唐、陈东二人一齐定夺。

    一日,香港《文汇报》的老板张樨琴登门造访,请孙师毅去香港《文汇报》任总编。张老板此举实际是地下党的安排。孙师毅本来就精于文化工作,对创刊办报之事兴趣也很浓,再说这是组织安排,服从没商量。

    在与云乔交接工作的时候,孙师毅突发奇想,建议云乔到香港去再搞一个商行,一方面可经营本厂香烟,争取销往海外;另一方面可开展多种经营,使企业不断壮大。他分析了当前政治经济形势,认为华北已经解放,全国也很快就会解放,现在到香港搞个进出口商行正是时机,前景未可限量。香港长期以来就是大陆进出口物资的集散地,区位优势明显,管理体制也很特殊,他希望云乔与他同赴香港,共创大业。

    对他的这番分析和判断云乔也颇有同感,加上当时筑穗两方的烟厂运转十分正常,管理者们的才能和品行都很优秀,个个都可以独当一面,自己在厂里的具体工作也不多,他略加思索就爽快地决定和孙师毅去香港搞进出口贸易。

    真是说干就干。第二天,云乔就把广州的房子退了,又叫了辆卡车把家当拖到广州一中制烟厂的仓库储放。他向陶培唐、张志勋交代完工作后,带上老婆、孩子与孙师毅同机飞往香港。

    云乔在皇后大道35号三楼租了80平方米的写字间,准备与已经解放的华北和上海等地区开展业务,同时积极打探和联系在港的亲朋好友。皇后大道是香港最繁华的商业区,这里店铺林立、车水马龙、寸土寸金,张云乔一下子租了80平方米的写字楼,足见其大干一番的雄心。

    由于云乔与孙师毅工作性质不同,他们没有住在一起,但工作之余也常有来往,经常互相邀约吃饭。有一次,云乔还和章士钊一起在孙师毅家里共进晚餐。

    19491010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败军抱着给共产党留一副“烂摊子”的心理,对广州实施了疯狂的大轰炸,海珠桥也未能幸免。

    市区内炸声四起,浓烟翻腾,珠江上水柱冲天,江面漂满了船只碎片和遇难者尸体。海珠桥被雨点般落下的炸弹炸得支离破碎,位于桥头的广州一中制烟厂首当其冲,部分厂房被炸毁,海珠桥被炸飞的几吨重的钢架从天而降,落在烟厂仓库的屋顶上,将仓库砸塌。厂里临工有两人当场被砸死,十人受伤,损失惨重。所幸,厂里主要的机器设备没有受到损毁。

    正在香港筹建“西南商行”的张云乔惊悉这一事件,立即雇汽车赶到文锦渡(此时广九直通火车中断,罗湖尚未通车),在深圳搭广深班车返回广州,直扑工厂破坏现场。

    只见陶培唐、张志勋、陈善渊等人,正在厂里全力组织抢救伤员和生产资料,安抚死者家属,忙得不可开交(在炸桥的那几天,陈东临时离岗,去港未回),云乔看见自己存放在仓库里的属于他私人的家具、衣物全被炸毁,工人们从废墟中拖了几件出来,当成工作服穿在身上。云乔察看一圈后,找陶培唐等人进一步了解情况,研究下一步工作。陶培唐劝云乔不用担心,他们有能力处理好善后和工厂重建工作。云乔交代完有关事项,返回香港。

    经过陶培唐、张志勋、陈善渊和后来赶回广州的陈东等人艰苦卓绝的工作,广州一中制烟厂大难不死,在短时间内恢复了厂房和生产设备,又重新运转起来了。

    云乔回到香港的写字楼,继续埋首于商行的筹建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十年前的老朋友任泊生联系上了(在上海电通公司时,张云乔与任泊生、陈波儿夫妇同住在公司宿舍楼上,交情甚笃。陈波儿到延安后与任泊生离了婚,其后跟袁牧之结婚;任泊生则娶了一个叫俞剑琴的新四军报务员。)广州解放后,任泊生被任命为广州民航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现正在香港从事航运方面的工作。

    任泊生对云乔说,他参与了“两航起义”,所控制的起义物资(飞机)和人员受到港英当局封锁和迫害,除了去年起义飞回祖国的10架中航机和2架央航机外,现在停放在启德机场还有六七十架飞机。港英当局为了防止再发生驾机起义的事件,把飞机用铁索捆绑,并拆卸了机翼,严格控制和禁运有关战略物资去国内。而目前国内的民航事业最迫切的是需要解决飞机零件、油料、轮胎等物资的紧缺问题。他这次到香港的目的就是反封锁、反禁运。

    一场推心置腹的长谈后,云乔改变了赴港时主要追求经济目的的初衷,想到新生政权正百废待兴,他决心为新中国做点实事,既不图利,也不图名,就是想表达一腔爱国热情。他与任泊生合计将拟办的商行取名为“侨生行”(“侨”和“生”各取自张云乔和任泊生名字中的一字),商行不以营利为目的,以商业作为幌子,进行反封锁、反禁运工作。由张云乔任经理,任泊生派一位起义同志岑衍镛为副经理。任泊生再三告诫云乔要注意保密,处处提高警惕,暂时断绝和亲友们的一切往来,否则红墈的监狱就有他的床位了。他还说:“宝生银号的经理(宝生银号是地下党的金融机构,该银号的经理是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曾经对他提过意见,为什么和资本家合办商行,不怕犯错误吗?所以无论如何,在经济上一定要做到公私分明、廉洁清白。”云乔表示理解,并信守承诺。几十年的地下工作早已使他成为这方面的能手,“侨生行”与当年他在重庆搞的办事处可谓异曲同工。云乔告诉任泊生,他在广州和贵阳都开办有烟厂,目前经济效益都非常好,如果要图钱的话,其他门路很多,何必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搞反禁运、反封锁的工作呢?他搞“侨生行”绝不会存半点私心。

    明确目标和注意事项,他们紧张地开始了“侨生行”的筹建工作。民航出资16万港元,云乔80平方米的写字楼和全部家具作价4万港元,全部资金20万港元向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照后开始经营业务了。

    承运单位以现金作保证,“侨生行”多次把民航需要的飞机零件、油料、轮胎等经过特殊途径,通过沙头角运送到深圳,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云乔还利用他熟悉汽车贸易的特点,一次性进购了12辆英国制的“斯丹达”(Standard)轿车,由“侨生行”经过反禁运渠道运送到北京。云乔亲自到北京交给民航总局。民航总局的同志热忱接待了送货而来的张云乔,并将他安排在北京棒子胡同的民航招待所下榻,恰巧任泊生来京出差也住在这里,二人欣然相会、彻夜长谈,为自己所做的正义事业感到自豪。

    忽一日,任泊生带着复杂的表情对云乔说,接广州方面的通知,有急事需速回。二人依依惜别,相约广州再见。

    云乔本来想借这次到北京的机会去国务院拜访一下抗战时期给他以教诲的资深地下党领导,但是这位领导很忙,时间需要由国务院按排名先后预约。这时,国内开始了“三反”运动,招待所停止了伙食供应,云乔在北京住了五天,等不及国务院的通知便回广州了。

    如果张云乔再等几天或许能见到这位领导,这样,他下半生的命运可能会大不相同,但很遗憾,他没有见到这位领导。人的命运就是这样被一些细节所决定,张云乔在政治上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回到广州,云乔才知道任泊生已经被停职审查,说他是“三反”分子,不许他们见面。云乔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与任泊生交往多年,想不通任泊生哪儿是“三反”,如果一定要说他有点什么问题的话,最多不过是在生活上有点不同于一般老党员的艰苦节约罢了。云乔感到心里有点压抑和惆怅。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麻烦也将来临。回到香港,他又继续在“侨生行”从事反禁运、反封锁工作。

  • 2018/04/20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六)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二节 保卫烟厂 迎接解放

    19494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阳,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中国江南最大的城市上海,已呈风雨飘摇之势,没有人会怀疑大上海将很快成为共产党的天下,有些卷烟企业的业主对共产党的政策心存顾虑,纷纷跑到广州寻找厂家,希望能把从上海撤退出来的生产原材料在广州赶制成产品上市,迅速变现转移出海外。

    19496月的一天深夜,南国广州已从白天的喧嚣中沉寂下来,劳作一天的人们已安然入睡,突然,云乔的家门响起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将睡梦中的云乔惊醒,他心头一震,预感到有事发生,忙去开门,一看,原来是广州一中制烟厂的陶、陈二位经理。

    看他们喜形于色的样子,显然不是什么坏事,云乔悬着的心落下大半,两位经理告诉他:上海福星烟厂的老板丁盘全愿出资100万元港币购买广州一中制烟厂,而上海华成烟厂的曹冠英更要出120万元来收购广州一中制烟厂。他们兴高采烈地对云乔说:“这可是一笔可观的钱哪,我们可以拿着这笔外汇到香港购买地产再办工厂……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原来如此,怪不得二位这么急……真是商场如战场喔。”云乔沉吟半刻,经过认真思考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他们之所以出高价收购烟厂,主要是急于把原料变现,好把现金转移出境,如此一来不是使我们国家的财富外流了吗?这和我们振兴民族工业的初衷是相悖的。”

    云乔的话像一瓢冷水,使二位经理慢慢清醒过来。接着,云乔和二位经理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深入探讨究竟该不该卖掉广州一中制烟厂的问题。通过认真的分析和讨论,大家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过去民族工业受到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的欺压,忍气吞声。现在全国解放在即,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必将限制洋货,对民族工业也必将会采取一系列的保护政策和扶助措施。这正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时刻,在这个胜利时刻即将到来之际,怎么能把企业卖了呢?退一步说,如果去了香港另起炉灶,就凭100万元港币这点资本,到了香港也只能是小本经营。香港那边的市场长期是英美烟草的市场,消费者一向习惯了洋货,鄙视国货,即使去了,在殖民地办企业的前途也不一定乐观。

    他们打定主意,拒绝上海方面的收购,出于情面和企业自身的考虑,暂时接受了福星烟厂的“红星”牌香烟和大东南烟厂的“佛兰地”牌香烟的部分来料加工任务。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助纣为虐。

    如果说广州方面,张云乔以“文的”或“不作为”的方式,使广州一中制烟厂得以保存,那么,贵阳一中制烟厂则是以“武的”、“作为的”方式来保护企业的。

    1949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西北、中南等省区,贵阳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国民党守军开始仓皇逃窜,国民政府的组织系统已出现权力真空,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在这非常时期,厂长屠天侠紧急与在广州的张云乔联系,商讨对策。云乔指示,要采取一切手段保卫工厂。

    擅长行政管理的屠天侠首先想到的是,要以一定的组织形式把职工武装起来,对付“真空时期”工厂可能遭遇的破坏。他经过认真思考,决定以“护厂队”的名义把职工组织起来,而“护厂队”则以原先的义务消防队为基础。

    义务消防队是1948年由厂长张嘉德组建的,队长是斯强华,副队长刘富生,队员有:龚灵勋、冯金华、张世泉、李世法、邱月峰、高前禄等四十余人。这支业余消防队曾经在附近农场发生的一次火灾中大显身手,立下功劳,他们反应神速、扑救英勇,把熊熊燃烧的烈火硬是扑灭在了厂区外,使工厂免受一场“灭顶之灾”。这是张云乔等决策者吸取桂林火灾教训而取得的成功范例。

    屠天侠和张嘉德商量后,决定以义务消防队为基础扩充人员,调整队伍,除工厂的老、弱、病、残外,人人参与,人人有责。护卫队队长由斯强华担任,副队长由王仕英担任。

    随着贵阳解放的临近,留守贵阳的国民党刘伯龙部队公然叫嚣:要火烧城市,把贵阳变成一片火海。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地下党员屠天侠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对国家、人民的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亲自动员贵阳一中制烟厂周围的五家工厂(即裕丰纱厂、裕康猪鬃厂、五金工厂、模范工厂、欧亚机械厂)组成联防队,形成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联防联动之态势。为此,他把一中制烟厂的总机扩容,将五家工厂的电话全部联通,确保信息及时传递。

    根据上级部署,几个厂联合成立了太慈桥片区护厂总指挥部,总指挥由屠天侠担任,他在“联防会”上表态:“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联系。”那段时间,保卫工厂成了贵阳一中制烟厂的中心工作。

    屠天侠每天都要准时打开美军用收音机,收听中共方面的广播。国民党省党部获悉后放言:要剪去他的无线电短波。屠天侠知道风声后,想出一条妙计,将收报机装箱,又请国民党党部的邓云栋帮忙贴上封条,(邓云栋经常到一中制烟厂吃“白烟”,他一直想拉云乔加入国民党,有一次他拿着相机要给云乔照标准像,云乔连声谢绝。他叫云乔拍完照片再说,云乔用各种借口搪塞之……)但封条只封住了箱子的外壳,未封底部,屠天侠便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收音机取出来继续“偷听”中共广播,为护厂斗争做准备工作。收听完毕,他又将收音机放回打了封条的箱子里头。

    某日,屠天侠召集“护厂队”的队员开会,进行人员分工,将护厂任务分解,落实到人头。其中,护厂用的武器(梭镖等)由方金生负责,组员有向梓林、康宏发;厂内家属区路段的治安工作由李世法负责,组员有冯金华、龚灵勋、高前禄等;保护太慈桥片区的照明路灯总开关,以及监视国民党残军溃退时的动向由李志梅负责,组员有王艾立、左成先、黄金山等人;扩容后的总机接话由刘崇德负责。

    护厂队员们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警惕性,各司其职。正副队长斯强华、王仕英昼夜在片区巡视,随时掌握情况,向总指挥屠天侠汇报。守护电话总机的接线员刘崇德更是吃、住在电话室,片刻不离。为了保护工厂财产免受侵害,许多队员加班加点,眼睛都熬红了。

    一天中午,刘伯龙的最后一批部队开着一辆卡车,在贵阳一中制烟厂的门口突然停下来,车上的国民党残兵纷纷跳下车来,贼头贼脑地四下探望。

    高度警惕的护厂队员立即向屠天侠报告了这一异常情况。不到几分钟,数十位护厂队员手持梭镖、铁棒聚集在厂门口,一副森严壁垒、众志成城的样子。国民党兵看到这等阵式,不敢贸然行动,慌忙把车修理了一下,经三桥开出筑城。

    不一会儿,联防单位的欧亚机械厂打来电话,说他们的一辆汽车被国民党部队抢走了,请求贵阳一中制烟厂拦截。但,为时已晚,一中制烟厂的护厂队员都说:早点发现早点报,说不定我们有时间把它拦截下来。

    贵阳一中制烟厂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可以说,屠天侠和一中制烟厂的“护厂队”功不可没。

  • 2018/04/09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五)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八章 保卫烟厂 迎接解放

    第一节 特务进厂搜查 天侠火烧皮箱

    1949421,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共谈判代表团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这个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华北、华中等地相继解放,接着,各路野战军分别向西北、西南、中南等地进军,偏安西南一隅的贵州解放已指日可待。盘踞在贵阳的国民党守备军司令刘伯龙见败局已定,想在逃命前大捞一把,大开杀戒,扬言要搜查贵阳一中制烟厂。

    副厂长、地下党员屠天侠闻讯后十分紧张,他知道,狗急了要跳墙,刘伯龙在这种时候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何况,在此之前,国民党特务进厂搜查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而他们关注一中制烟厂的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桂林开办一中制烟厂的时候。

    屠天侠曾听云乔说过:

    在桂林的时候,从香港回来的《华商报》经理萨空了在桂林突然失踪了。有一天,桂林“绿宫”餐厅的经理陆浮给云乔看了萨空了在特务拘禁处偷送出来的一张条子,上面写着:他是被中统特务机关绑架的,现拘留在“甲山村”中统的秘密营房。而他被抓的原因是最近和两位外侨(特务误会是苏联人,实际上是美国人)经常在一起,引起了特务的怀疑,后来知道外侨是持有合法护照的,不存在什么政治上的纠葛,所以,他让大家不要紧张,也没有必要去看望他,以免引起枝节。萨空了还特别告诫陆浮:“你的绿宫餐厅,现在成了外来文化人聚集之地,这本不是坏事。但在此时此地,会成为是非之地。我建议你以收缩为好。你要学习张云乔的处世态度。”云乔看完后,建议陆浮把条子烧了。

    其实,云乔当时的处境,也已经在特务们的注意中了。贵阳一中制烟厂的零售商户中有一个叫蒋某的小烟厂老板,也是从桂林到贵阳来的。此人是中统特务的小头目,他因为销售一中制烟厂的卷烟,想贪点小便宜,所以常常讨好云乔,向云乔表功。在桂林的时候,有一次他向云乔透露了萨空了的情况,说中统特务并没有掌握萨空了的什么证据和资料,和萨空了在一起的那两个外侨是美国人,有正式外交关系,所以,到头来萨空了的问题会不了了之的。另外,他还告诉云乔,说中统内部已经开始注意他了,叫云乔不要单独出行,随时提防被人绑架。还说,如果有什么消息,他会预先向张云乔密告的。

    屠天侠到贵阳担任副厂长后,经常到郊区的复兴农场去,这个农场的老板叫吴京卫,曾是广东省军阀,在解放广东时起义,后来在贵阳郊外办了一个农场。吴京卫在农场里藏了些枪支弹药,这件事不慎走漏了风声,不久,国民党特务查抄了农场,在吴京卫办公室抄出了一张屠天侠借武器的字据,回头, 他们以一中制烟厂藏有枪支为由对其进行武装搜查。

    一群特务在厂区里上蹿下跳了两个多小时,没有搜到任何证据,第二天,他们拘传了屠天侠,张嘉德设法把他当天保了出来。 国民党特务虽然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但总觉得一中制烟厂的“气味”和别的厂不同,有点“另类”。国民党特务邱秀虎经常穿着便衣到一中制烟厂的市区办事处来刺探情况。有一个叫李致富的三青团员,平日里总是鬼鬼祟祟的,屠天侠本想将他清除出厂,但因为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加之当时也不便和国民党反动派另生枝节,所以,暂由他在厂里继续呆着,只是大家都很提防他,特别是吴承智、聂淑华、覃寿榆三个秘密的青年团员,只要一见到他,就各自散去,或顾左右而言其他。

    这次刘伯龙扬言来搜查,屠天侠估计来者不善,他首先想到孙师毅临行前交给他保管的一只“小皮箱”。屠天侠打开这只“小皮箱”一看,里装着一些地下党的机密文件、单据、凭证,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笔便条和照片,也有董必武、朱德、叶剑英、郭沫若等的诗词、题字等等,对孙师毅来说,“小皮箱”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当时,屠天侠把这只“小皮箱”藏在了卷烟仓库的一个角落里,万一“小皮箱”被国民党特务搜查出来,恐怕不是死几个人的事情,完全可能殃及全厂。

    这实在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对党忠心耿耿的屠天侠有些为难了,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他知道这只“小皮箱”里的那些文件、照片、物品对于孙师毅和地下党的重要,可另一方面,“小皮箱”牵涉到全厂职工的生命安全。整个晚上,屠天侠一个人在房间里忐忑不安、思前想后。他想过把“小皮箱”转移到后面的山上或别的什么地方埋起来,也想过许多别的办法,但都觉得不妥当。他猜想自己也许已被监视,也许特务们很快就会来搜查。云乔等人这时已到广州,屠天侠一时跟他们联系不上,真是急煞刹家!“两害相权,取其轻”此时此刻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把它统统烧掉。

    当天下午,张嘉德召集屠天侠、谷光甫老者(谷仲廉的堂兄弟,时任一中制烟厂的顾问)、并邀请胡危舟(自由职业者、无党派人士,以前经常到云乔处来耍。)紧急商讨,决定当日半夜后,在宿舍区火烧孙师毅从重庆带来的四皮箱书和那只“小皮箱”。由屠天侠审查,决定烧掉哪些。

    会后,张嘉德找了六个忠实可靠的人具体执行烧书事宜,其中两人守住火炉,其余四人负责各处望风。

    凌晨三四点,湘雅村周围万籁俱寂,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屠天侠拿起手电筒,带着两个工人,趁着夜深人静、一片漆黑,悄悄来到卷烟仓库门口。他们轻轻将库门打开,摸索着找到了那几只皮箱。几个人拎着沉甸甸的皮箱,快步走到工厂宿舍区一个偏僻的角落。屠天侠打开皮箱,逐一检查后,取出了周公给孙师毅手书的两封短笺及郭沫若、董必武给孙师毅的题词(广州解放后,张嘉德从贵阳到广州将这些物件交给了张云乔,后来孙师毅由港返京时云乔交给他本人收存。这两张周公的手笔以后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其余的书籍、资料、图片等,大约有一半递给两个工人放到炉子里火化了。他们一直守着那些文件资料烧成灰烬,屠天侠认为没有什问题了,大家才清理“战场”,各人回家就寝。这件事给当时在香港的孙师毅造成了绝大的遗憾……

    19499月的某天下午,伪保安队真的来搜查了,他们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屠天侠因为已经处理好了“小皮箱”,显得镇定自如,随便他们搜。特务们就像没头苍蝇一样一会儿窜到车间、一会儿窜到仓库,甚至连女工宿舍也不放过,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只得悻悻然地离去。看着特务们离去的背影,屠天侠像送走了瘟神一样,悬着的心方才落了下来。

  • 2018/03/29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四)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五节 筑穗联动 互通有无

    1947年春节后,云乔办完上海的事,飞回贵阳,着手协调贵阳、广州两地烟厂的工作。在此期间,云乔与贵阳西南公路局子弟小学的一位年轻教师任奉仪结成连理。

    任奉仪不仅活泼健美、能歌善舞,而且出身名门,秀丽高雅。其父任志清(号可澄)是贵州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社会活动家。早年,任志清第一个创办贵州省学堂,其后又创办了多所学校,可谓桃李满天下,被称为“一代宗师”。在北洋政府时代任志清曾任教育总长,民国初年,任云南巡按使,和云南唐继尧、蔡锷共同讨袁,是云南起义发动者之一。当年那篇“讨袁檄文”就是出于他手。国民政府时期,他曾任云南、贵州监察使(于右任任监察院长)及云南和贵州省的省长。晚年,任公回贵州编修《贵州省通志》(现存贵州文史馆)。1946年底,任公在贵阳因心脏病医治无效逝世。现在他的陵墓由贵阳市政府修建,墓前的碑铭上刻着“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等字样。

    称心如意的婚姻给云乔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使他把一中制烟厂做大做强的愿望更加迫切。新婚不久,他就忙着对两厂的人员进行调整。

    张志勋被任命为广州一中制烟厂的副经理(陶培唐任经理),张嘉德任命为贵阳一中制烟厂的经理兼厂长、屠天侠为副厂长、骆守先为副经理兼会计主任。同时,云乔从贵阳一中制烟厂各个工种抽调了马伯荣、李群、金子谦等十多名骨干前往广州任职,广州一中制烟厂也面向社会首次招聘了50多名员工。

    人员调整好之后,云乔急于赴广州常住,但张嘉德力劝他多呆几个月,理由是他过去一直是在厂里管生产技术的,对管理全面工作经验不足,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希望云乔把他“扶上马,再送一程。”

    云乔认为张嘉德说得在理,答应暂时不去广州,帮助他尽快适应经理角色,实现“平稳过渡”。

    此后,张嘉德奔忙于办事处和湘雅村的工厂之间,每天早晨上班时间他到厂里去了解情况,安排好当天的生产后,又骑着自行车,或是搭马车到中山东路的办事处,没有重要的事,他一般不驾驶工厂的那辆吉普车。

    这期间,云乔经常带着张嘉德到一些社交场合,把自己的社会关系(主要是金融界的关系)一一给他介绍,还随时与他交流一些处世为人之道等,使张嘉德以后能独立担负起大任。

    办事处本身也是一个社交场合,每天来往的各式各样的人特别多,其中最让张嘉德犯愁的是那些无事找事的国民党党棍及税、特人员。这些人既得罪不起,又不能凡事将就,其中的分寸实难掌握,只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运用旧社会商场应酬惯例对付他们。

    张嘉德毕竟头脑灵活,肯钻肯学,几个月下来,他居然能做到里里外外一把手了。屠天侠到贵阳一中制烟厂任副厂长后,张嘉德逐步放手把厂里的行政事务和一些生产管理工作交给他去做,自己才有条件办一些社交事务。尤其是孙师毅来了后,为贵阳一中制烟厂制订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大家照章办事,经营秩序逐渐趋于规范化、正常化。

    1948年初冬,张云乔、任奉仪夫妇与孙师毅离开贵阳,从重庆同机飞到广州。张云乔夫妇到达广州后,暂住在奈康路华安公寓。

    这时,广州一中制烟厂已投产数月,发展形势非常乐观。一日,陶培唐向云乔进言说:“筑穗两厂经济上合在一起不利于发展,管理上也鞭长莫及。”他建议,两厂在业务上可以优势互补,但在经济上要单独核算。

    云乔采纳了他的建议。此后,两厂就实行了财务单列、独立核算。

    陈善渊不愧是留洋的企业管理专家,他担任广州一中制烟厂厂长后,把贵阳一中制烟厂的制度移植过来,又结合实际加以完善,增强了制度的可操作性,使广州一中制烟厂运作得井井有条。在他的科学管理下,广州一中制烟厂旗开得胜、一炮而红。所产罐装、盒装“沪光”牌香烟均供不应求,“三中”、“佛宫”牌卷烟的销路也不错,才开工三四个月,就把用于投标的贷款连本带利还清了。

    云乔到广州不久,烟厂就召开了董事会,推举他为广州一中制烟厂的董事长,陶培唐为广州一中制烟厂的经理,陈善渊为广州一中制烟厂的厂长,陈东为副厂长,从贵阳厂调到广州厂的十余名职工也安排到各个重要岗位上。这样,广州一中制烟厂的正式职工达到67人,加上季节性临时工有300人,年产卷烟约7600箱。

    为使贵阳、广州两地的一中制烟厂优势互补,云乔他们重新调整了生产布局:把广州的两台新中国牌大型卷烟机(产量约为8001200/分钟)和一台刀口为18公分的上下式大型切丝机,由贵阳运烟叶到广州来的卡车运去贵阳,使贵阳一中制烟厂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一倍。(后来又增加二台大型卷烟机)同时,为合理配置资源,在分析、平衡了汽运、火车运输和飞机运输几种方式的利弊后,云乔决定采用包飞机的方式来组织物流,他认为飞机运输虽然成本高些,但可以充分节约时间,抢占市场先机,加快资金周转,况且,他与航空公司的几位负责人交情不错,在运费和班次等方面可以得到优惠。

    云乔找几位老友联系,得到他们支持,空运费、手续程序、时间安排诸方面都得到关照。

    此后,广州一中制烟厂和贵阳一中制烟厂就经常包飞机,把贵州的优质烟叶大量运到广州,又把从香港购买回来的锡纸、卷烟纸以及印刷好的铝合金22支装烟盒等从广州运到贵阳。

    那时,云乔乘飞机很方便,一般乘客坐飞机要经过审查,而云乔乘国内飞机无须审查。有一次,贵阳那边出了点问题,云乔一个人“单刀赴会”,亲自乘包机赶到贵阳处理。云乔亲自出马使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他非常高兴,在贵阳呆了几天后飞回广州。

    某日,云乔在广州接到时任云南大学领导的好友从贵阳一中制烟厂驻重庆办事处打来的电话,好友告诉他想到香港去任职,欲借他公司的小车,把贵阳的夫人和两个孩子接到重庆来。

    云乔十分仰慕这位朋友的学识,听他说要到香港去发展,顿生惜才之心,想为国家争取一个人才,便对好友说:“将来全国解放了,像你这样的人才同样会受到重用的。也许留在内地更有用武之地。”但好友说,他已经和香港那边联系好,现在是骑虎难下了。云乔见他去意已决,不便强留,便说:“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就让贵阳一中制烟厂的车送你们吧,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但愿我们后会有期。”

    放下电话,云乔马上给贵阳的张嘉德打电话,将此事交其办理。

    张嘉德安排骆守先等人,用一中制烟厂的小吉普车(这辆车是姚永泽从昆明专门给张云乔买回来的二手吉普车,平时用来跑长途的。)接朋友的夫人和俩孩子前往重庆。

    不久,贵阳解放了,重庆也危急。这时,朋友想回云南是不可能的了,便下决心搭飞机去香港,但连去几天都没有搭上去港的飞机。他便与骆守先商量,拟借小吉普车送他们到成都去搭乘飞机。商定后,司机王履新即送朋友及家人去到了成都。此时,重庆解放了,而成都还未解放,道路不通,吉普车回不来了。王履新万分着急,身上又没有钱,情急之下,他在成都以280多元的价格把吉普车卖了,所卖货款用作盘缠回到重庆。

    云乔知道此事后很内疚,觉得自己考虑不周,对不起工厂……

    那段时间,筑穗烟厂包飞机往来十分频繁,平均一个月就往返一两次。有一次,云乔曾经一个人包机押送货物往返于筑穗两地。这种包飞机的运输方式,在当时贵州的烟草行业中是独一无二的,可见当时一中制烟厂的气度和实力。由于他们充分利用现代的交通工具和通讯信息,抢时间、争速度,有效地整合了资源,使贵阳和广州两地的烟厂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新建的广州一中制烟厂也因此而迅速发展起来。

    为了扩大销量,尽快打出“沪光”牌香烟的名气,张云乔采取“借船出海,借梯上楼”的办法,他们联合了广州当地销售香烟的“老行尊”,与之一道在广州的十三行开设了一家“西南烟行”,经营一中制烟厂生产的卷烟,迅速打开了广州市场。

  • 2018/03/15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三)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四节 与众不同的广告促销

    贵阳的业余无线电协会被迫取消后,岳中权到了广州,先在广州一中制烟厂落脚,后来,云乔邀请他到广州一中制烟厂任职。岳中权在广州一中制烟厂干了一阵子后,觉得他的兴趣和强项还是在搞无线电方面,便和广州的几个无线电爱好者合作,由广州一中制烟厂适当赞助,在广州新建了一个“时代广播电台”这是一个纯商业性质的电台,在当时国民政府允许的私人投资范围之内。

    云乔瞅准这个机会,由烟厂出钱,请广州的曲艺名家在电台里表演说唱节目,借机进行广告宣传。电台报幕员在开场白中说几句感谢听众对一中制烟厂工作的支持、对“沪光”烟青睐等诸如此类的话,为表示感谢,特请大家欣赏一段小品或相声,云云。节目从头到尾都由一中制烟厂特约播出。

    广州的群众非常喜欢听说唱节目,“时代广播电台”的收听率相当高,甚至超过了国家电台(解放后国家出钱收购了“时代广播电台”),听众对广州一中制烟厂耳熟能详,很有好感,“沪光”牌香烟的销量也一路看涨。广州一中制烟厂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越来越高,广告效果出奇的好,别的烟厂纷纷效仿,但效果却大相径庭。

    有一家生产“孖圈”牌香烟的工厂,在电台的节目中长篇大论地做正面广告,因“孖圈”和“麻雀”谐音,节目中满是“麻雀、麻雀”之声,惹得听众心烦。有时,听众打开收音机就听到“麻雀”的声音,啪一下就给关上了,十分反感。真是“东施效颦”,不但没有起到广告宣传的效果,反而有损企业形象。

    当时国内虽然还没有“广告学”这门学科,但张云乔却知道广告的妙用,早在贵阳时,他做的产品招贴画,构图新颖独特、色彩艳丽美观,极具视觉冲击力。招贴画在大街小巷一贴出,便引得许多消费者驻足观看。人们欣赏品评,注目率和到达率都极高。

    那时,由于贵阳的烟厂较多,广告宣传各显神通,利亚烟厂、鹤亭烟厂、新中国烟厂、华胜烟厂、利群烟厂等先后在省内的《中央日报》、《贵州日报》、《贵阳晚报》、《民众报》、《贵州晨报》等报刊上刊登卷烟广告宣传本厂产品。鹤亭烟厂推出“名人”牌香烟时,在市内大报上刊登广告称:“名人牌香烟,机制出品,即日应市,英格兰香烟,久负盛誉。”同盟烟厂的“白衣人”香烟广告词为“美种烟叶,科学配方。装潢精美,香醇无比。”利群烟厂宣传“新世界”牌香烟时,在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称其卷烟是“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并“大赠送两星期,买十包送一包。”贵阳一中制烟厂也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宣传本厂产品“三中”牌香烟“驰名西南、有口皆碑”,并实行“新年大赠送”、“空包一个,换烟两支,各烟行均可调换。”这些香烟广告充斥这一时期各家报纸,贵阳市几乎每日各报均由大小不同的广告宣传,配有图案及广告词,各烟厂都不惜花费广为宣传本厂产品。此外贵阳市不少烟厂不惜重金,让设在省外的办事处也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宣传本厂产品。许多烟厂还自行印制海报和广告品,分送到烟行、烟庄、烟铺、车站、集市、茶馆等地张贴,达到推销之目的。

    除常规的广告宣传外,张云乔还非常巧妙地利用报纸作“软广告”。他与贵阳市新闻界的许多记者都很熟悉,那些记者对这个上海来的艺术家老板也很感兴趣,加之云乔为人谦和,又讲义气,大家都乐意为他做宣传。有时,记者们发些有关一中制烟厂的小消息,有时,在通讯中见缝插针地提及“沪光”烟,使“一中制烟厂”的名字出现频率特别高。市政府有什么重要会议,一中制烟厂总能在第一时间知道,主动提供会议用烟,经媒体一报道,便有某某会议指定用烟之类的说法。记者们也爱到一中制烟厂去买烟,所买的烟大多是白纸包装的“沪光”烟,这种烟是包装车间剔出的次品烟,但质量和正品无异,主要用于内部职工抽吸,可免税。记者们象征性地给一点钱,就能得到“沪光”白包烟,感觉既便宜又不失档次,因而乐此不疲,义务宣传的积极性也更高,形成了良性循环。而有的烟厂花很多钱做正面广告,效果却不见得好。有的老板也感到很奇怪,当面向云乔求经,云乔说:“主要是产品质量好,质量是基础,酒好不怕巷子深嘛。”

    其实,云乔心里明白,提高品牌知名度、提升企业形象,关键还是练内功,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广告策略则至关重要,而软广告恰恰具有“润物细无声”之功效,是一种高明的宣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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