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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4/20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六)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二节 保卫烟厂 迎接解放

    19494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阳,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中国江南最大的城市上海,已呈风雨飘摇之势,没有人会怀疑大上海将很快成为共产党的天下,有些卷烟企业的业主对共产党的政策心存顾虑,纷纷跑到广州寻找厂家,希望能把从上海撤退出来的生产原材料在广州赶制成产品上市,迅速变现转移出海外。

    19496月的一天深夜,南国广州已从白天的喧嚣中沉寂下来,劳作一天的人们已安然入睡,突然,云乔的家门响起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将睡梦中的云乔惊醒,他心头一震,预感到有事发生,忙去开门,一看,原来是广州一中制烟厂的陶、陈二位经理。

    看他们喜形于色的样子,显然不是什么坏事,云乔悬着的心落下大半,两位经理告诉他:上海福星烟厂的老板丁盘全愿出资100万元港币购买广州一中制烟厂,而上海华成烟厂的曹冠英更要出120万元来收购广州一中制烟厂。他们兴高采烈地对云乔说:“这可是一笔可观的钱哪,我们可以拿着这笔外汇到香港购买地产再办工厂……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原来如此,怪不得二位这么急……真是商场如战场喔。”云乔沉吟半刻,经过认真思考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他们之所以出高价收购烟厂,主要是急于把原料变现,好把现金转移出境,如此一来不是使我们国家的财富外流了吗?这和我们振兴民族工业的初衷是相悖的。”

    云乔的话像一瓢冷水,使二位经理慢慢清醒过来。接着,云乔和二位经理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深入探讨究竟该不该卖掉广州一中制烟厂的问题。通过认真的分析和讨论,大家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过去民族工业受到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的欺压,忍气吞声。现在全国解放在即,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必将限制洋货,对民族工业也必将会采取一系列的保护政策和扶助措施。这正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时刻,在这个胜利时刻即将到来之际,怎么能把企业卖了呢?退一步说,如果去了香港另起炉灶,就凭100万元港币这点资本,到了香港也只能是小本经营。香港那边的市场长期是英美烟草的市场,消费者一向习惯了洋货,鄙视国货,即使去了,在殖民地办企业的前途也不一定乐观。

    他们打定主意,拒绝上海方面的收购,出于情面和企业自身的考虑,暂时接受了福星烟厂的“红星”牌香烟和大东南烟厂的“佛兰地”牌香烟的部分来料加工任务。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助纣为虐。

    如果说广州方面,张云乔以“文的”或“不作为”的方式,使广州一中制烟厂得以保存,那么,贵阳一中制烟厂则是以“武的”、“作为的”方式来保护企业的。

    1949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西北、中南等省区,贵阳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国民党守军开始仓皇逃窜,国民政府的组织系统已出现权力真空,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在这非常时期,厂长屠天侠紧急与在广州的张云乔联系,商讨对策。云乔指示,要采取一切手段保卫工厂。

    擅长行政管理的屠天侠首先想到的是,要以一定的组织形式把职工武装起来,对付“真空时期”工厂可能遭遇的破坏。他经过认真思考,决定以“护厂队”的名义把职工组织起来,而“护厂队”则以原先的义务消防队为基础。

    义务消防队是1948年由厂长张嘉德组建的,队长是斯强华,副队长刘富生,队员有:龚灵勋、冯金华、张世泉、李世法、邱月峰、高前禄等四十余人。这支业余消防队曾经在附近农场发生的一次火灾中大显身手,立下功劳,他们反应神速、扑救英勇,把熊熊燃烧的烈火硬是扑灭在了厂区外,使工厂免受一场“灭顶之灾”。这是张云乔等决策者吸取桂林火灾教训而取得的成功范例。

    屠天侠和张嘉德商量后,决定以义务消防队为基础扩充人员,调整队伍,除工厂的老、弱、病、残外,人人参与,人人有责。护卫队队长由斯强华担任,副队长由王仕英担任。

    随着贵阳解放的临近,留守贵阳的国民党刘伯龙部队公然叫嚣:要火烧城市,把贵阳变成一片火海。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地下党员屠天侠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对国家、人民的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亲自动员贵阳一中制烟厂周围的五家工厂(即裕丰纱厂、裕康猪鬃厂、五金工厂、模范工厂、欧亚机械厂)组成联防队,形成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联防联动之态势。为此,他把一中制烟厂的总机扩容,将五家工厂的电话全部联通,确保信息及时传递。

    根据上级部署,几个厂联合成立了太慈桥片区护厂总指挥部,总指挥由屠天侠担任,他在“联防会”上表态:“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联系。”那段时间,保卫工厂成了贵阳一中制烟厂的中心工作。

    屠天侠每天都要准时打开美军用收音机,收听中共方面的广播。国民党省党部获悉后放言:要剪去他的无线电短波。屠天侠知道风声后,想出一条妙计,将收报机装箱,又请国民党党部的邓云栋帮忙贴上封条,(邓云栋经常到一中制烟厂吃“白烟”,他一直想拉云乔加入国民党,有一次他拿着相机要给云乔照标准像,云乔连声谢绝。他叫云乔拍完照片再说,云乔用各种借口搪塞之……)但封条只封住了箱子的外壳,未封底部,屠天侠便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收音机取出来继续“偷听”中共广播,为护厂斗争做准备工作。收听完毕,他又将收音机放回打了封条的箱子里头。

    某日,屠天侠召集“护厂队”的队员开会,进行人员分工,将护厂任务分解,落实到人头。其中,护厂用的武器(梭镖等)由方金生负责,组员有向梓林、康宏发;厂内家属区路段的治安工作由李世法负责,组员有冯金华、龚灵勋、高前禄等;保护太慈桥片区的照明路灯总开关,以及监视国民党残军溃退时的动向由李志梅负责,组员有王艾立、左成先、黄金山等人;扩容后的总机接话由刘崇德负责。

    护厂队员们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警惕性,各司其职。正副队长斯强华、王仕英昼夜在片区巡视,随时掌握情况,向总指挥屠天侠汇报。守护电话总机的接线员刘崇德更是吃、住在电话室,片刻不离。为了保护工厂财产免受侵害,许多队员加班加点,眼睛都熬红了。

    一天中午,刘伯龙的最后一批部队开着一辆卡车,在贵阳一中制烟厂的门口突然停下来,车上的国民党残兵纷纷跳下车来,贼头贼脑地四下探望。

    高度警惕的护厂队员立即向屠天侠报告了这一异常情况。不到几分钟,数十位护厂队员手持梭镖、铁棒聚集在厂门口,一副森严壁垒、众志成城的样子。国民党兵看到这等阵式,不敢贸然行动,慌忙把车修理了一下,经三桥开出筑城。

    不一会儿,联防单位的欧亚机械厂打来电话,说他们的一辆汽车被国民党部队抢走了,请求贵阳一中制烟厂拦截。但,为时已晚,一中制烟厂的护厂队员都说:早点发现早点报,说不定我们有时间把它拦截下来。

    贵阳一中制烟厂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可以说,屠天侠和一中制烟厂的“护厂队”功不可没。

  • 2018/04/09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五)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八章 保卫烟厂 迎接解放

    第一节 特务进厂搜查 天侠火烧皮箱

    1949421,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共谈判代表团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这个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华北、华中等地相继解放,接着,各路野战军分别向西北、西南、中南等地进军,偏安西南一隅的贵州解放已指日可待。盘踞在贵阳的国民党守备军司令刘伯龙见败局已定,想在逃命前大捞一把,大开杀戒,扬言要搜查贵阳一中制烟厂。

    副厂长、地下党员屠天侠闻讯后十分紧张,他知道,狗急了要跳墙,刘伯龙在这种时候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何况,在此之前,国民党特务进厂搜查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而他们关注一中制烟厂的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桂林开办一中制烟厂的时候。

    屠天侠曾听云乔说过:

    在桂林的时候,从香港回来的《华商报》经理萨空了在桂林突然失踪了。有一天,桂林“绿宫”餐厅的经理陆浮给云乔看了萨空了在特务拘禁处偷送出来的一张条子,上面写着:他是被中统特务机关绑架的,现拘留在“甲山村”中统的秘密营房。而他被抓的原因是最近和两位外侨(特务误会是苏联人,实际上是美国人)经常在一起,引起了特务的怀疑,后来知道外侨是持有合法护照的,不存在什么政治上的纠葛,所以,他让大家不要紧张,也没有必要去看望他,以免引起枝节。萨空了还特别告诫陆浮:“你的绿宫餐厅,现在成了外来文化人聚集之地,这本不是坏事。但在此时此地,会成为是非之地。我建议你以收缩为好。你要学习张云乔的处世态度。”云乔看完后,建议陆浮把条子烧了。

    其实,云乔当时的处境,也已经在特务们的注意中了。贵阳一中制烟厂的零售商户中有一个叫蒋某的小烟厂老板,也是从桂林到贵阳来的。此人是中统特务的小头目,他因为销售一中制烟厂的卷烟,想贪点小便宜,所以常常讨好云乔,向云乔表功。在桂林的时候,有一次他向云乔透露了萨空了的情况,说中统特务并没有掌握萨空了的什么证据和资料,和萨空了在一起的那两个外侨是美国人,有正式外交关系,所以,到头来萨空了的问题会不了了之的。另外,他还告诉云乔,说中统内部已经开始注意他了,叫云乔不要单独出行,随时提防被人绑架。还说,如果有什么消息,他会预先向张云乔密告的。

    屠天侠到贵阳担任副厂长后,经常到郊区的复兴农场去,这个农场的老板叫吴京卫,曾是广东省军阀,在解放广东时起义,后来在贵阳郊外办了一个农场。吴京卫在农场里藏了些枪支弹药,这件事不慎走漏了风声,不久,国民党特务查抄了农场,在吴京卫办公室抄出了一张屠天侠借武器的字据,回头, 他们以一中制烟厂藏有枪支为由对其进行武装搜查。

    一群特务在厂区里上蹿下跳了两个多小时,没有搜到任何证据,第二天,他们拘传了屠天侠,张嘉德设法把他当天保了出来。 国民党特务虽然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但总觉得一中制烟厂的“气味”和别的厂不同,有点“另类”。国民党特务邱秀虎经常穿着便衣到一中制烟厂的市区办事处来刺探情况。有一个叫李致富的三青团员,平日里总是鬼鬼祟祟的,屠天侠本想将他清除出厂,但因为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加之当时也不便和国民党反动派另生枝节,所以,暂由他在厂里继续呆着,只是大家都很提防他,特别是吴承智、聂淑华、覃寿榆三个秘密的青年团员,只要一见到他,就各自散去,或顾左右而言其他。

    这次刘伯龙扬言来搜查,屠天侠估计来者不善,他首先想到孙师毅临行前交给他保管的一只“小皮箱”。屠天侠打开这只“小皮箱”一看,里装着一些地下党的机密文件、单据、凭证,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笔便条和照片,也有董必武、朱德、叶剑英、郭沫若等的诗词、题字等等,对孙师毅来说,“小皮箱”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当时,屠天侠把这只“小皮箱”藏在了卷烟仓库的一个角落里,万一“小皮箱”被国民党特务搜查出来,恐怕不是死几个人的事情,完全可能殃及全厂。

    这实在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对党忠心耿耿的屠天侠有些为难了,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他知道这只“小皮箱”里的那些文件、照片、物品对于孙师毅和地下党的重要,可另一方面,“小皮箱”牵涉到全厂职工的生命安全。整个晚上,屠天侠一个人在房间里忐忑不安、思前想后。他想过把“小皮箱”转移到后面的山上或别的什么地方埋起来,也想过许多别的办法,但都觉得不妥当。他猜想自己也许已被监视,也许特务们很快就会来搜查。云乔等人这时已到广州,屠天侠一时跟他们联系不上,真是急煞刹家!“两害相权,取其轻”此时此刻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把它统统烧掉。

    当天下午,张嘉德召集屠天侠、谷光甫老者(谷仲廉的堂兄弟,时任一中制烟厂的顾问)、并邀请胡危舟(自由职业者、无党派人士,以前经常到云乔处来耍。)紧急商讨,决定当日半夜后,在宿舍区火烧孙师毅从重庆带来的四皮箱书和那只“小皮箱”。由屠天侠审查,决定烧掉哪些。

    会后,张嘉德找了六个忠实可靠的人具体执行烧书事宜,其中两人守住火炉,其余四人负责各处望风。

    凌晨三四点,湘雅村周围万籁俱寂,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屠天侠拿起手电筒,带着两个工人,趁着夜深人静、一片漆黑,悄悄来到卷烟仓库门口。他们轻轻将库门打开,摸索着找到了那几只皮箱。几个人拎着沉甸甸的皮箱,快步走到工厂宿舍区一个偏僻的角落。屠天侠打开皮箱,逐一检查后,取出了周公给孙师毅手书的两封短笺及郭沫若、董必武给孙师毅的题词(广州解放后,张嘉德从贵阳到广州将这些物件交给了张云乔,后来孙师毅由港返京时云乔交给他本人收存。这两张周公的手笔以后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其余的书籍、资料、图片等,大约有一半递给两个工人放到炉子里火化了。他们一直守着那些文件资料烧成灰烬,屠天侠认为没有什问题了,大家才清理“战场”,各人回家就寝。这件事给当时在香港的孙师毅造成了绝大的遗憾……

    19499月的某天下午,伪保安队真的来搜查了,他们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屠天侠因为已经处理好了“小皮箱”,显得镇定自如,随便他们搜。特务们就像没头苍蝇一样一会儿窜到车间、一会儿窜到仓库,甚至连女工宿舍也不放过,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只得悻悻然地离去。看着特务们离去的背影,屠天侠像送走了瘟神一样,悬着的心方才落了下来。

  • 2018/03/29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四)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五节 筑穗联动 互通有无

    1947年春节后,云乔办完上海的事,飞回贵阳,着手协调贵阳、广州两地烟厂的工作。在此期间,云乔与贵阳西南公路局子弟小学的一位年轻教师任奉仪结成连理。

    任奉仪不仅活泼健美、能歌善舞,而且出身名门,秀丽高雅。其父任志清(号可澄)是贵州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社会活动家。早年,任志清第一个创办贵州省学堂,其后又创办了多所学校,可谓桃李满天下,被称为“一代宗师”。在北洋政府时代任志清曾任教育总长,民国初年,任云南巡按使,和云南唐继尧、蔡锷共同讨袁,是云南起义发动者之一。当年那篇“讨袁檄文”就是出于他手。国民政府时期,他曾任云南、贵州监察使(于右任任监察院长)及云南和贵州省的省长。晚年,任公回贵州编修《贵州省通志》(现存贵州文史馆)。1946年底,任公在贵阳因心脏病医治无效逝世。现在他的陵墓由贵阳市政府修建,墓前的碑铭上刻着“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等字样。

    称心如意的婚姻给云乔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使他把一中制烟厂做大做强的愿望更加迫切。新婚不久,他就忙着对两厂的人员进行调整。

    张志勋被任命为广州一中制烟厂的副经理(陶培唐任经理),张嘉德任命为贵阳一中制烟厂的经理兼厂长、屠天侠为副厂长、骆守先为副经理兼会计主任。同时,云乔从贵阳一中制烟厂各个工种抽调了马伯荣、李群、金子谦等十多名骨干前往广州任职,广州一中制烟厂也面向社会首次招聘了50多名员工。

    人员调整好之后,云乔急于赴广州常住,但张嘉德力劝他多呆几个月,理由是他过去一直是在厂里管生产技术的,对管理全面工作经验不足,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希望云乔把他“扶上马,再送一程。”

    云乔认为张嘉德说得在理,答应暂时不去广州,帮助他尽快适应经理角色,实现“平稳过渡”。

    此后,张嘉德奔忙于办事处和湘雅村的工厂之间,每天早晨上班时间他到厂里去了解情况,安排好当天的生产后,又骑着自行车,或是搭马车到中山东路的办事处,没有重要的事,他一般不驾驶工厂的那辆吉普车。

    这期间,云乔经常带着张嘉德到一些社交场合,把自己的社会关系(主要是金融界的关系)一一给他介绍,还随时与他交流一些处世为人之道等,使张嘉德以后能独立担负起大任。

    办事处本身也是一个社交场合,每天来往的各式各样的人特别多,其中最让张嘉德犯愁的是那些无事找事的国民党党棍及税、特人员。这些人既得罪不起,又不能凡事将就,其中的分寸实难掌握,只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运用旧社会商场应酬惯例对付他们。

    张嘉德毕竟头脑灵活,肯钻肯学,几个月下来,他居然能做到里里外外一把手了。屠天侠到贵阳一中制烟厂任副厂长后,张嘉德逐步放手把厂里的行政事务和一些生产管理工作交给他去做,自己才有条件办一些社交事务。尤其是孙师毅来了后,为贵阳一中制烟厂制订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大家照章办事,经营秩序逐渐趋于规范化、正常化。

    1948年初冬,张云乔、任奉仪夫妇与孙师毅离开贵阳,从重庆同机飞到广州。张云乔夫妇到达广州后,暂住在奈康路华安公寓。

    这时,广州一中制烟厂已投产数月,发展形势非常乐观。一日,陶培唐向云乔进言说:“筑穗两厂经济上合在一起不利于发展,管理上也鞭长莫及。”他建议,两厂在业务上可以优势互补,但在经济上要单独核算。

    云乔采纳了他的建议。此后,两厂就实行了财务单列、独立核算。

    陈善渊不愧是留洋的企业管理专家,他担任广州一中制烟厂厂长后,把贵阳一中制烟厂的制度移植过来,又结合实际加以完善,增强了制度的可操作性,使广州一中制烟厂运作得井井有条。在他的科学管理下,广州一中制烟厂旗开得胜、一炮而红。所产罐装、盒装“沪光”牌香烟均供不应求,“三中”、“佛宫”牌卷烟的销路也不错,才开工三四个月,就把用于投标的贷款连本带利还清了。

    云乔到广州不久,烟厂就召开了董事会,推举他为广州一中制烟厂的董事长,陶培唐为广州一中制烟厂的经理,陈善渊为广州一中制烟厂的厂长,陈东为副厂长,从贵阳厂调到广州厂的十余名职工也安排到各个重要岗位上。这样,广州一中制烟厂的正式职工达到67人,加上季节性临时工有300人,年产卷烟约7600箱。

    为使贵阳、广州两地的一中制烟厂优势互补,云乔他们重新调整了生产布局:把广州的两台新中国牌大型卷烟机(产量约为8001200/分钟)和一台刀口为18公分的上下式大型切丝机,由贵阳运烟叶到广州来的卡车运去贵阳,使贵阳一中制烟厂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一倍。(后来又增加二台大型卷烟机)同时,为合理配置资源,在分析、平衡了汽运、火车运输和飞机运输几种方式的利弊后,云乔决定采用包飞机的方式来组织物流,他认为飞机运输虽然成本高些,但可以充分节约时间,抢占市场先机,加快资金周转,况且,他与航空公司的几位负责人交情不错,在运费和班次等方面可以得到优惠。

    云乔找几位老友联系,得到他们支持,空运费、手续程序、时间安排诸方面都得到关照。

    此后,广州一中制烟厂和贵阳一中制烟厂就经常包飞机,把贵州的优质烟叶大量运到广州,又把从香港购买回来的锡纸、卷烟纸以及印刷好的铝合金22支装烟盒等从广州运到贵阳。

    那时,云乔乘飞机很方便,一般乘客坐飞机要经过审查,而云乔乘国内飞机无须审查。有一次,贵阳那边出了点问题,云乔一个人“单刀赴会”,亲自乘包机赶到贵阳处理。云乔亲自出马使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他非常高兴,在贵阳呆了几天后飞回广州。

    某日,云乔在广州接到时任云南大学领导的好友从贵阳一中制烟厂驻重庆办事处打来的电话,好友告诉他想到香港去任职,欲借他公司的小车,把贵阳的夫人和两个孩子接到重庆来。

    云乔十分仰慕这位朋友的学识,听他说要到香港去发展,顿生惜才之心,想为国家争取一个人才,便对好友说:“将来全国解放了,像你这样的人才同样会受到重用的。也许留在内地更有用武之地。”但好友说,他已经和香港那边联系好,现在是骑虎难下了。云乔见他去意已决,不便强留,便说:“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就让贵阳一中制烟厂的车送你们吧,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但愿我们后会有期。”

    放下电话,云乔马上给贵阳的张嘉德打电话,将此事交其办理。

    张嘉德安排骆守先等人,用一中制烟厂的小吉普车(这辆车是姚永泽从昆明专门给张云乔买回来的二手吉普车,平时用来跑长途的。)接朋友的夫人和俩孩子前往重庆。

    不久,贵阳解放了,重庆也危急。这时,朋友想回云南是不可能的了,便下决心搭飞机去香港,但连去几天都没有搭上去港的飞机。他便与骆守先商量,拟借小吉普车送他们到成都去搭乘飞机。商定后,司机王履新即送朋友及家人去到了成都。此时,重庆解放了,而成都还未解放,道路不通,吉普车回不来了。王履新万分着急,身上又没有钱,情急之下,他在成都以280多元的价格把吉普车卖了,所卖货款用作盘缠回到重庆。

    云乔知道此事后很内疚,觉得自己考虑不周,对不起工厂……

    那段时间,筑穗烟厂包飞机往来十分频繁,平均一个月就往返一两次。有一次,云乔曾经一个人包机押送货物往返于筑穗两地。这种包飞机的运输方式,在当时贵州的烟草行业中是独一无二的,可见当时一中制烟厂的气度和实力。由于他们充分利用现代的交通工具和通讯信息,抢时间、争速度,有效地整合了资源,使贵阳和广州两地的烟厂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新建的广州一中制烟厂也因此而迅速发展起来。

    为了扩大销量,尽快打出“沪光”牌香烟的名气,张云乔采取“借船出海,借梯上楼”的办法,他们联合了广州当地销售香烟的“老行尊”,与之一道在广州的十三行开设了一家“西南烟行”,经营一中制烟厂生产的卷烟,迅速打开了广州市场。

  • 2018/03/15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三)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四节 与众不同的广告促销

    贵阳的业余无线电协会被迫取消后,岳中权到了广州,先在广州一中制烟厂落脚,后来,云乔邀请他到广州一中制烟厂任职。岳中权在广州一中制烟厂干了一阵子后,觉得他的兴趣和强项还是在搞无线电方面,便和广州的几个无线电爱好者合作,由广州一中制烟厂适当赞助,在广州新建了一个“时代广播电台”这是一个纯商业性质的电台,在当时国民政府允许的私人投资范围之内。

    云乔瞅准这个机会,由烟厂出钱,请广州的曲艺名家在电台里表演说唱节目,借机进行广告宣传。电台报幕员在开场白中说几句感谢听众对一中制烟厂工作的支持、对“沪光”烟青睐等诸如此类的话,为表示感谢,特请大家欣赏一段小品或相声,云云。节目从头到尾都由一中制烟厂特约播出。

    广州的群众非常喜欢听说唱节目,“时代广播电台”的收听率相当高,甚至超过了国家电台(解放后国家出钱收购了“时代广播电台”),听众对广州一中制烟厂耳熟能详,很有好感,“沪光”牌香烟的销量也一路看涨。广州一中制烟厂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越来越高,广告效果出奇的好,别的烟厂纷纷效仿,但效果却大相径庭。

    有一家生产“孖圈”牌香烟的工厂,在电台的节目中长篇大论地做正面广告,因“孖圈”和“麻雀”谐音,节目中满是“麻雀、麻雀”之声,惹得听众心烦。有时,听众打开收音机就听到“麻雀”的声音,啪一下就给关上了,十分反感。真是“东施效颦”,不但没有起到广告宣传的效果,反而有损企业形象。

    当时国内虽然还没有“广告学”这门学科,但张云乔却知道广告的妙用,早在贵阳时,他做的产品招贴画,构图新颖独特、色彩艳丽美观,极具视觉冲击力。招贴画在大街小巷一贴出,便引得许多消费者驻足观看。人们欣赏品评,注目率和到达率都极高。

    那时,由于贵阳的烟厂较多,广告宣传各显神通,利亚烟厂、鹤亭烟厂、新中国烟厂、华胜烟厂、利群烟厂等先后在省内的《中央日报》、《贵州日报》、《贵阳晚报》、《民众报》、《贵州晨报》等报刊上刊登卷烟广告宣传本厂产品。鹤亭烟厂推出“名人”牌香烟时,在市内大报上刊登广告称:“名人牌香烟,机制出品,即日应市,英格兰香烟,久负盛誉。”同盟烟厂的“白衣人”香烟广告词为“美种烟叶,科学配方。装潢精美,香醇无比。”利群烟厂宣传“新世界”牌香烟时,在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称其卷烟是“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并“大赠送两星期,买十包送一包。”贵阳一中制烟厂也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宣传本厂产品“三中”牌香烟“驰名西南、有口皆碑”,并实行“新年大赠送”、“空包一个,换烟两支,各烟行均可调换。”这些香烟广告充斥这一时期各家报纸,贵阳市几乎每日各报均由大小不同的广告宣传,配有图案及广告词,各烟厂都不惜花费广为宣传本厂产品。此外贵阳市不少烟厂不惜重金,让设在省外的办事处也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宣传本厂产品。许多烟厂还自行印制海报和广告品,分送到烟行、烟庄、烟铺、车站、集市、茶馆等地张贴,达到推销之目的。

    除常规的广告宣传外,张云乔还非常巧妙地利用报纸作“软广告”。他与贵阳市新闻界的许多记者都很熟悉,那些记者对这个上海来的艺术家老板也很感兴趣,加之云乔为人谦和,又讲义气,大家都乐意为他做宣传。有时,记者们发些有关一中制烟厂的小消息,有时,在通讯中见缝插针地提及“沪光”烟,使“一中制烟厂”的名字出现频率特别高。市政府有什么重要会议,一中制烟厂总能在第一时间知道,主动提供会议用烟,经媒体一报道,便有某某会议指定用烟之类的说法。记者们也爱到一中制烟厂去买烟,所买的烟大多是白纸包装的“沪光”烟,这种烟是包装车间剔出的次品烟,但质量和正品无异,主要用于内部职工抽吸,可免税。记者们象征性地给一点钱,就能得到“沪光”白包烟,感觉既便宜又不失档次,因而乐此不疲,义务宣传的积极性也更高,形成了良性循环。而有的烟厂花很多钱做正面广告,效果却不见得好。有的老板也感到很奇怪,当面向云乔求经,云乔说:“主要是产品质量好,质量是基础,酒好不怕巷子深嘛。”

    其实,云乔心里明白,提高品牌知名度、提升企业形象,关键还是练内功,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广告策略则至关重要,而软广告恰恰具有“润物细无声”之功效,是一种高明的宣传方法。

  • 2018/03/02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二)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三节 巧用电台通信息

    广州一中制烟厂沙面办事处外面的一棵大树上,绑着一根竹竿,竹竿上有一根无线电天线,顺着这条天线理过去,就会发现在办事处楼上有一台美制台式收音机,旁边放着发射装置、听筒和麦克风,这就是张云乔他们的通信工具。云乔常常在晚上9点左右到这里来,通过这套装置传递和收听地下党的信息,和贵阳、重庆、上海等地进行业务联系,以及和全国各地的朋友海阔天空地聊天。这个相似于对讲机的装置比起当时的电话通讯来方便快捷多了。在上海,云乔便是利用它来通知广州方面给《华商报》买港币。在贵阳,云乔也用它来遥控指挥。烟业同行们只知道张云乔信息灵通,却想不到他的通讯工具竟然是电台。

    云乔的“业余电台”是中国业余无线电研究会的实验电台,这个电台是取得了邮电局发给的电台执照的。《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的会长是当时南京政府邮电局局长朱学范。云乔通过电台联络,是两年前(约1945底)在贵阳的时候开始的。那时,云乔在贵阳中山路的办事处上班,办事处门外还挂着一块“业余无线电协会”的牌子。在此之前,他认识了一个名叫岳中权(贵阳国际业余电台技术员)的人,在与岳中权聊天的过程中,云乔抱怨现在的长途电话太难打,一大早就要到电信局挂号,还要守住那台话机,等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能接通,声音还听不清楚,时断时续,有时话还没说完就断线了,真是没办法。

    岳中权向他建议,不妨加入他们的业余无线电台学术研究会,通过电台可以和全国各地联络,既方便又迅捷。云乔一听,来了兴致。岳中权告诉他:这是一个民间性质的学术机构,全国许多大城市都有,业余电台的口号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每个会员都有自己的代号,互相用代号联系。贵阳的业余电台就建在城边的山上,台长叫郑河南,五十多岁,是个留美的无线电工程师,为人豪爽耿直,也喜欢结交朋友。

    云乔问岳中权可否带他到山上去看一看,岳中权说:“没有问题。”

    当即,云乔驾车和岳中权来到电台所在的山上。但见草木茂盛、空气清新、环境幽静,仿佛与世隔绝,云乔叹曰: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可惜世道不太平,桃园难觅啊。岳中权将云乔介绍给台长郑河南。郑台长久闻云乔大名,今日见云乔登门拜访,颇感荣幸。大家聊了一会儿,郑河南感觉和云乔很投缘,得知他的来意后,亲自带他到机房参观。他们打开电台,调好波段,用代号和上海的朋友联系上了,郑台长叫云乔也来玩一玩,云乔对着话筒和未曾谋面的上海朋友在电台里聊开了,大家互通姓名、介绍情况,聊得兴趣盎然。

    云乔过足“话瘾”之后,邀请电台的朋友一起下山吃饭。席间,他们又聊了许多无线电方面的话题,云乔越听越有兴趣。几天后,云乔加入了他们的研究会成为会员,可以名正言顺的用电台讲话了。

    那阵子,云乔隔三差五地就往山上跑,办事处的人还以为他是去游山玩水了,只有电台里的人和一中制烟厂的几个主要领导知道他是去“打电话”。

    有一次,陶培唐未婚妻的哥哥在重庆通过电台与岳中权联系,请岳中权帮他找陶培唐来通话。云乔和陶培唐一起去到电台,通过重庆电台他们又与广州电台联系上了。这次通话以后,云乔认为这种联络方式大可以利用,他遂和广州业余电台、上海业余电台的人互寄名片,成为朋友。

    后来,云乔到广州后,又加入了广州的业余电台学术研究会,这样,广州和贵阳两地就使用电台开始联系了。通常,他们约定在晚上9点至11点之间通话,有关重要的商业信息都是用暗语进行,比方说把“烟叶”说成“白菜”把“卷烟”说成“砖头”等等,其他人很难听懂。广州、贵阳两厂互通有无、资金调度和其他业务联系就是通过这条“信息高速公路”来完成的。

    这种做法其他烟厂的同行恐怕没有想到,虽然当时贵阳也有商业电台,但他们主要利用它来做广告宣传,大烟厂之间的商情传递方式也还是传统的信函、电报或电话。一中制烟厂巧用电台通信息可谓抢占了先机,使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及时掌握商品信息、行情变化,为抢时间、争速度创造了条件。

    遗憾的是,由于内战,国民党加紧了对电台的监控,取消了“业余无线电台学术研究会”,交回了执照,使张云乔用这种方式联络的时间只维持了一年多。

    “文革”期间,贵阳方面把它作为一个大案要案来清查,他们认为是破获了一个大的国际间谍集团,想起来真是危言耸听了。

  • 2018/02/23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一)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二节 上海之行事务多

    正当张云乔沉浸在投标敌产成功的喜悦中,憧憬着一展宏图之志时,他的妻子潘云娟在沪因肺病恶化病故的消息传来,使他从兴奋的顶点落入悲伤的低谷。想起妻子的种种好处,云乔止不住泪水涟涟,他甚至后悔当初不该把她从贵阳送走。但当时的肺结核病如同我们今天的癌症,是没有什么特效药可医治的,贵阳这样偏远的城市就更没有办法了。云乔不得已,只好把妻子潘云娟和女儿张丽敏送回上海老家。为给妻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医疗环境,云乔特把她安置在表兄陈延华(上海儿童医院院长)所开办的上海医院治疗,寄希望于万一,但天命难违……

    云乔匆匆打点行装,飞往上海料理妻子后事。

    潘云娟的灵堂设置得十分考究和气派,追悼会非常隆重,死者的生前好友及云乔在上海的亲朋好友几乎都来了,其中不乏社会各界的名流。一中制烟厂的会计骆守先回浙江绍兴探亲,途经上海,恰好去参加了追悼会,他亲眼看到田汉等中国戏剧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前来吊唁。他没想到,张云乔在上海竟有那么多知名的朋友。

    贵阳这边的同行们听说此事后,自发地聚集在黔灵公园,他们为潘云娟设起灵堂,贵阳大大小小的烟厂老板都前去哀悼,还合影留念。由此可以看出,当年张云乔在贵州烟草界的威望和影响。

    云乔在上海公墓购地,把妻子的灵柩安葬后,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有天傍晚,云乔陪朋友在街上吃过晚餐,回到上海的寓所,正埋头查找有关企业资料,忽听到有人轻轻敲门,他估计是“自己人”来了。开门一看,正是廖沫沙同志,二人紧紧握手。云乔将门反锁,问廖沫沙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廖沫沙从大衣里取出一个装满法币的纸包对云乔说:这是梅园新村叫他带来的(周恩来当时就住在南京的‘梅园新村’),委托张云乔设法马上转交给香港《华商报》使用。

    云乔说:“没问题,保证以最快的速度办到。”

    廖沫沙说他还有别的事要做,不便久留,匆匆告辞了。

    由于通货膨胀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抗战前买一头牛的价格,此时只能买到一包香烟)延误一天,币值就会贬损一大节,必须尽快将钱换成港币送到《华商报》。云乔将钱放好,整理一下衣冠,快步奔下楼来,雇了一辆汽车,径直朝上海“业余电台”开去。

    当晚,云乔通过电台和广州的张志勋取得联系,(云乔知道《华商报》经理萨空了曾经是张志勋的上司,他们之间自有一套快捷的联络方式)他叫张志勋按法币数买港币约7000元,速交给香港《华商报》经理萨空了。

    第二天同一时候,张志勋通过电台回话说,事情已经办妥。云乔听罢,松了口气。

    接着,云乔带着廖沫沙给他的一摞老法币,去到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上海办事处。他用老法币买了卷烟盘纸,又亲自委托上海运输公司办理了卷烟盘纸托运到广州一中制烟厂的手续……

    在上海期间,云乔特意到陈善渊家中去拜访。他听说桂林撤退分手后,陈善渊因车祸骨折住院疗养,伤病痊愈后又任命他为国民党南京政府兵工署驻上海物资局主任。在抗战前,南京政府曾经派他到德国培训工厂管理专业。在云乔心目中,陈善渊是一个朴素诚恳、严谨务实、说话算数的、具有德国人风格的高级管理人才。此番与他联系,就是想劝说他到广州烟厂来挑大梁。云乔一向求贤若渴,像陈善渊这样的人才怎肯错过,为此,他不惜“三顾茅庐”,亲自去给陈善渊做工作。

    他对陈善渊说:“国民党政权垮台已近在眼前,犯不着跟着他们当殉葬者。你不如到广州和我们一起共同从事民营企业,你来当广州一中制烟厂的厂长,将来全国解放以后,民族资本肯定有它自己的地位的……”

    云乔的一席肺腑之言有理有据,说得陈善渊主任直点头,但跳槽一事涉及一家老小的命运,他一时半会儿还不好承诺。云乔看出了他的担忧,对他说:“你尽可放心,把一家老小都带到广州去。我保证把他们安排好。”

    听云乔这么一说,陈善渊消除了顾虑,答应这就向兵工署辞职,争取近期全家离沪去广州一中制烟厂就职。

    陈善渊果然说话算数,如约来到广州,出任了广州一中制烟厂的厂长。他在任期间成绩卓著,这是后话。

    陈善渊一家数口来到广州后就住在云乔租的几间房屋里头,为让他一家老小住得更舒适,云乔将自己的大房让给他们住,而他自己则搬到同屋的一间狭小的房子居住。陈善渊对云乔的“礼贤下士”很是过意不去,但又盛情难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一次,云乔的亲戚从老家来看他,走进房屋看到这等情形,十分诧异,大惑不解地问:“你是总经理,还是他(指陈善渊)是总经理?这不成了拐棍倒着杵吗……”云乔笑着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其实,这件小事反映出张云乔的交友之道与用人之道。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他敬人一尺,人敬他一丈。他对朋友这般仗义,朋友对他自然是“两肋插刀”了。怪不得,张云乔管起两家相隔千里的企业来,并不觉得压力很大,其主要原因就是他特别会用人。“知人善任”是他事业成功的最大法宝。

  • 2018/02/09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七章 追求想 再创佳绩

    第一节 标购敌产成功 发展前景广阔

    1946年底,贵阳一中制烟厂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除“三中”牌香烟销量有所下降外,“沪光”牌香烟与官营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企鹅”牌香烟并列为贵州市场最畅销的香烟品牌。“佛宫”牌香烟在西北各省打响,畅销不衰,“晶宝”牌香烟也逐渐向广大的农村市场渗透。云乔由此产生进一步扩张经营的念头。经调查分析,他想在广东沿海开辟销路。

    这时,陶培唐已在上海结婚,夫妻俩乘海轮到了香港。云乔与陶培唐电话商量后,决定在广州设办事处。

    陶培唐夫妇一同回到广州,在沙面敦睦路租了几间房屋,既做住宿又作办事处和商用。那时,广州方面并不急于推销贵阳的产品,陶培唐初来乍到,主要工作是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和广州的卷烟市场。一日,陶培唐偶然获悉,政府将整体拍卖敌产“东亚烟厂二厂”。这条重要信息使他欣喜若狂。“东亚烟厂二厂”位于广州市海珠桥旁,厂房宽大、设备先进完善,正是发展卷烟生产的理想场所,他当即电告云乔,商议向政府敌产处投标事宜。云乔经他一说,顿感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叮嘱他抓紧筹款,势必拿下这块“肥肉”。

    回到市区办事处,云乔急召张志勋、陈东、张嘉德等人开会研究,大家听罢云乔介绍后非常兴奋,一致认为事不宜迟,应该即刻筹备相关事宜。云乔当即委派陈东、张志勋到广州协助陶培唐办理投标事务,陈东更是迫不及待地要去广州。

    陈东之所以急切地想离开贵阳,其中另有隐情。1946年和1947年,贵阳烟草界因对政府的烟税政策不满,曾发生过两次“抗税罢工”(政府称之为“罢工”,而烟厂老板自己则称为“停工”)。这两次“罢工”的牵头者均是江华烟厂的老板张敬铭和新中国烟厂的老板顾传泗。1946年的这次“罢工”,张敬铭、顾传泗等联络20多家烟厂的负责人,在贵阳的“曲园酒家”开会,商讨停工事宜,会后各烟厂贴出“停工告示”,并联名在《中央日报》及昆明的《正义报》上刊登“停工公告”,并质问税局。此次“罢工”惊动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根据《戡乱动员法》,南京方面命令贵州省政府对带头罢工者实施抓捕。1946年的《贵州商报》发表文章同情和支持“罢工”,当即遭到国民党的查封。张敬铭、顾传泗被抓去关了好几天,各烟厂的老板闻讯后纷纷到监狱去给他们送洗漱用具、早点、夜宵、银耳汤等,甚至故意施加影响,以示同情和支持。这次罢工最终以税务局让步,放还所抓“肇事者”,工厂重新开工宣告结束。这两次罢工,虽说陈东不是带头人,但却是积极的参与者,《质问信》上有他的大名,也上了国民党省党部的黑名单,陈东怕国民党特务随时找他的麻烦,想一走了之。

    另外一个原因是,陈东因业务关系,经常到贵阳市“新燕市酒家”吃饭,国民党特务头子周养浩也经常光顾这间酒店,二人由此认识。周养浩喜欢打麻将,邀张云乔参加,从来不会打牌的张云乔便叫陈东去作陪,故意输点钱给他。周养浩想拉陈东进特务组织,陈东不从,两人由此发生矛盾。有权有势的周养浩怎肯输给陈东,扬言要“收拾”他。陈东闻之,成天提心吊胆,他知道周养浩下面的爪牙甚多,什么都干得出,当年关在息烽监狱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就是他亲自策划部署在重庆杀害的。陈东自知不敌,心想,惹不起我躲得起。其实,凭那时周养浩的权势和手腕真要动起武来,陈东恐怕躲也躲不过,但他们之间的矛盾还不至于那么深。

    此时,陈东正好借广州投标敌产一事溜之大吉。

    张志勋、陈东一行乘火车去到南国的羊城,找到广州沙面办事处。当天,陶培唐为他们接风洗尘。安排好食宿,大家稍事休息便与陶培唐一起研究投标方案。因陶培唐、张志勋二人对广州较为熟悉,便由他们负责资金的筹措。

    张志勋、陈东等人第二天亲自到东亚烟厂二厂去实地考察,他们到达海珠桥脚就见到了敌产东亚二厂的全貌。

    这是一座横跨珠江的大型铁桥,桥面宽阔,足有三四个车道,桥面架设在数根粗壮的H型的水泥柱上,桥两边是巨大的提拉钢架,桥下的江面上,大小船只往来频繁。东亚烟厂二厂就建在桥头下面的一片开阔地上。只见它烟囱高耸,框架结构的大厂房横陈在江边,蔚为壮观,即便是贵阳一中制烟厂的新厂房与之比较起来也是“小巫见大巫”了。

    他们走到厂门口,向门卫说明身份后去到车间考察,但见车间里整齐安放着约8台上海新中国机器厂生产的大型卷烟机,4台大型宽刀门切丝机和2台小包装机等配套设备,两人看着这些庞然大物不禁啧啧赞叹,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厂买到手。

    买这么一个工厂显然不像买几间房那么简单,首先要解决购买力的问题。陶培唐、张志勋那几天马不停蹄地忙着筹款之事,穿行于省港亲朋好友之间,问询于熟悉的卷烟行业的人物。终于,他们以高于银行利息的条件向几家私人借得所需款项(后来广州本地的烟业巨商“西南烟行”,又给了他们一笔保证金,条件是一中制烟厂的产品由“西南烟行”经销)。

    钱的问题解决了,他们开始周密策划,制作标书,在最短的时间向粤、桂、闽敌伪产业处理局递交了标书及全套资料。敌产管理局的官员此时也急于将东亚烟厂二厂拍卖出去,办事处的标书和资料写得十分周详、有理有据,陶培唐等人更是竭尽全力,费尽周折。终于,19472月,一中制烟厂驻穗办事处一举夺标,获得了东亚烟厂二厂的所有权。陶培唐、张志勋、陈东等人喜不自胜,舒了一口气,摆宴庆贺。

    远在贵阳静候佳音的张云乔得知这一喜讯,欣喜万分。他首先肯定了陶培唐、张志勋、陈东三位在这次标投敌产中的功劳,对他们的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并说他会尽快飞赴广州,共同投入广州一中制烟厂的开业事宜。

    竞得东亚烟厂二厂(它是现在广州卷烟一厂的前身)的成功是一中制烟厂发展史上的一个主要的里程碑,它意味着张云乔和他的伙伴们拥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象征着一中制烟厂生产资料的升级换代,标志着一中制烟厂的发展将掀开更加辉煌的篇章。正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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