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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8/18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三十五)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三节 组建一中制烟厂股份有限公司

    “沪光”牌香烟顺利切入贵阳市场,极大地鼓舞了烟厂职工的积极性,也使云乔他们在贵州发展卷烟工业的信心倍增。云乔进一步分析了贵州发展烤烟和卷烟的先天优势:

    贵州地理位置在东经103°36′~109°35′,北纬24°37′~29°13′之间,为海拔约1000米的畸峰高原地貌,属云贵高原的东北部,高原上有高山、丘陵、盆地,也有深而窄的河谷。

    贵州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度气温变化小,降雨较多,雨季明显,日照较少,年均气温多为14℃~16℃,最冷月(1月)平均温度在3℃~6℃,最热月(7月)平均温度在22℃~25℃。年均降雨量11001300毫米,夏季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一半左右。全年阴天日数一般都在150天以上,较多的东北部在180天以上,较少的西北部也有130150天。全年日照时数一般在1300小时左右,无霜期810个月。

    他认识到,贵州具有种植优质烤烟得天独厚的条件,很适宜烤烟生长。

    其实民国27年(1938年),贵州省政府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支持下设立贵州农业改进所(即现在贵州烟草科学研究所、西南烟草试验站之前身。),将发展烤烟生产作为第一期研究试验课题。农改所成立后,在省内清镇、贵定、三穗、天柱等县采集土烟几十种,又从山东烟叶试验场、广西的柳州、贺县等地,买来从国外移植的烟苗多种,进行比较试验。结果,以美国弗吉尼亚州“金叶”质量最好,叶脉细、叶片大、植株高,色、味、香三者俱佳,可作上等卷烟原料,产量也较土烟高出一倍。据说这种美国烟种是何应钦的兄弟何辑五(时任贵州省贵阳市市长)从荷兰带回来的。当时美国为了垄断经营,严禁烟草出口,何某从美国用信封装着烟种先寄到荷兰,再从荷兰寄回国内。

    民国28年(1939年)底,贵州烟草股份公司成立前,为解决卷烟原料的来源,遂与农业改进所商定合作推广美烟种植协议,农改所负责技术指导,贵州烟草公司负责推广工作所需的主要经费。第二年,首先在贵定县的新添司、新铺两地试种,种植面积80余亩,但烟苗出土后,突降冰雹,实收仅6000余斤。民国30年(1941年),有烟草公司出资从财政部烟叶示范场及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购买“金叶”种,在贵定新添司、新铺两处设置苗圃,继续试种。扩建烤房,聘谭成文等技术人员向农民传授烤烟烘烤新法,并把试种区扩大到贵定的湾寨、磨寨、大寨湾、新场、同保、甘塘、裤子田、莲火塘、甲多、甲苏保等十多处,同时烟草公司又在平坝干溪农场与烟农合作试种烟草也获成功。据民国32年(1943年)《贵州企业季刊》记载:“截止(民国)三十一年,各地种植美烟者风起云涌,除贵定、平坝两地外,余如贵筑、清镇、锦屏等县亦纷纷仿种。贵州烟草公司更加聘技师,制定贷款种烟办法,并在各地广建烤房,以利推广业务。是年播种面积单以贵定一县而论,即增至4000余亩。贵阳新新农场亦播种650余亩……收获量大增,共计贵定为60余万斤,平坝2.5万斤,贵阳附近新新农场,以系新辟土地关系,所获亦2万余斤。此尚系就贵州烟草公司协助播种指导烘烤及贷款合作之地区而言,其他各地烟农自行播种者亦多……复有瓮安、麻江、炉山、龙里等县与贵州烟草公司合作种植,以及安顺、罗甸、普定、册亨、贞丰、毕节、大方、遵义、湄潭、德江、天柱等县亦有农民自动推广美烟之种植。”到解放前,贵州所属县基本上均有烤烟出产,最高年产量可达3500多万斤。

    烤烟是制造香烟的主要原料,贵州发展烤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云乔下定决心在贵州大干一场,但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扩大再生产所需的各项资金,理顺烟厂的产权关系,成立股份公司等。

    理顺思路之后,云乔着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首先是利用银行抵押贷款。当时贵州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从来都只贷款给官营企业,没有贷款给私营企业的先例。贵阳中央银行行长钱存浩知道张云乔与长沙中央银行的关系,也听桂林银行方面介绍过张云乔,在后来的接触中,张云乔给他留下了“诚恳、热情、工作踏实,不怕吃苦,勇于开拓,讲求信誉”的良好印象,但贷款数额巨大,钱存浩建议张云乔找一找交通银行,由两家银行共同来贷。

    云乔经人介绍认识了交通银行行长冯树敏的夫人潘某。潘某是浙江人,吴江大学毕业,她的父亲是交通银行总行的董事长。因同为浙江家乡人,各方面又都谈得来,云乔很自然地与冯树敏夫妇交上朋友。冯通过侧面了解,也知道了张云乔的信用,答应贷款,但需报请总行批准。完善相关手续后,张云乔他们以产品和原料作抵押在银行得到了五亿元贷款,原有进出口押汇额度6千万元仍可继续办理,与两行投资单位贵州烟草公司享受同等待遇。两行共同指派了一名驻厂员长驻一中制烟厂负责考核、监管工作。

    驻厂员封存了工厂的仓库,产品和原料进出仓库必须经过银行驻厂员核准,办理手续。这样一来,既不影响工厂生产,又不影响银行掌握抵押品。在采购烟叶等原料方面,云乔也是采取以押汇方式向银行贷款,解决了付款问题。

    接着,云乔着手重新调整股份。由于中一机械厂停办,属于机械厂的仅存四套卷烟机以及一些工具、零件已投入一中制烟厂。云乔根据一中制烟厂增资的情况重新核算各股东的投资数额,其中:张云乔占21%,陶培唐占18%,陈东占14%,孙师毅占8%,张志勋、陈善渊各占4%,张嘉德占2%,骆守先占2%,屠天侠占16%,黄钟麟占08%,其余股份另有安排。经过股东会议通过,正式成立一中制烟厂股份有限公司,由张云乔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志勋任经理,陈东任副经理,张嘉德任厂长,屠天侠任副厂长。

    张云乔、潘云娟(前排左起第七人、第八人)夫妇与一中制烟厂股份有限公司部分管理人员合影

  • 2017/08/08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三十四)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二节 建办事处 设经销点

    恢复生产以后,云乔认为有必要在贵阳市中区设立办事处和经销点,一来便于客商购烟,二来便于和有关部门及同行打交道,尽快打开产品销路。

    贵阳戏院经理袁耀鸿,把他位于小十字中山东路的戏院二楼让出两间小房给云乔,暂作市内办公和销售之用。这样一来,方便了零售的商户,他们不必去郊区的湘雅村批货了。戏院的隔壁有三间沿街楼房,后面有四合院,是贵阳首富赖永初的房产,当时由“新中国烟厂”租用。云乔他们认为这里做办事处地点适中,便和新中国烟厂老板顾传泗商量,顶下了这间楼房。

    市内办事处和销售点的设立,对一中制烟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云乔、陈东、陶培唐以及后来孙师毅都在办事处吃饭和住宿。

    云乔只要一有空就开着小车到厂里去看一看,随时掌握职工们的生产、生活和其他方面的情况。有时没有汽车,他就搭坐着出租的两轮马车去,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

    在办事处他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贵阳各界人士,主要是与烟业同仁交流、接触,从中获取有关信息,构建关系网络,争取方方面面的支持、配合。他心里清楚,一中制烟厂要想在贵阳立足并得到发展,这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通过与贵州烟业同行的交流和查阅相关资料,云乔对贵州烟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多的掌握:

    贵州烟草种植历史悠久,早在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就由广西引进种植,用土烟制造的叶子烟和丝烟被城乡民众吸食。民国初年贵阳城已有卷烟出品,当时吸食香烟成为一种时髦,上层人士吸香烟者渐多。店铺里出售的香烟多由上海、汉口、广西等地运来,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产的“白金龙”牌为主,销量最盛时,“白金龙”牌香烟几乎占了贵阳卷烟市场营业额的一半,但吸食者主要为社会上层。为满足普通百姓需要,手工卷烟应运而生。

    烤烟是卷烟的主要原料,要发展卷烟工业必先发展烤烟生产。民国27年(1938年),贵州农业改进所在贵阳首次引种美国烤烟获得成功。民国29年(1940年)在贵定县大面积推广,当年种植80亩,收烟叶65担。从此,烤烟种植从贵定开始,逐步扩展到包括贵阳、清镇、开阳、平坝在内的30多个县市。

    贵阳的烟草工业起步较晚,直到抗日战争中期才有机器卷烟工业,市面上才有本地生产的机制卷烟。抗日战争时期是贵阳机制卷烟产生和第一个发展高潮时期。

    抗战前,贵阳已有几家手工卷烟作坊,1939年贵定种植烤烟成功,原料足以自给,一些敏感的人看到卷烟生意颇有前途便相约办厂。民国31年(1942年),省内各地陆续开始扩大手工卷烟生产。在贵阳,顾庆宾、童连彬创立金筑烟厂,产“金筑”、“米猪”牌卷烟。民国32年(1943年),曾文生、李文裳与曾韵青(江西九江人)合伙在贵阳创立南明烟厂,华北兄弟烟草公司、中国胜力烟厂也相继在贵阳成立。独山人吴秋舫在今环城南路建立华利烟厂。1944年,张丽诚、王邦鑑、张敬铭等人开设江华烟厂,唐时鸣等人开设胜利烟厂。

    抗日战争初期,东北、华北、华南、东南、华中等地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沦陷区的不少学校、机关、工厂纷纷迁往贵州,贵阳人口猛增,卷烟消费量增加。与此同时,工厂内迁带来了资金、设备和技术,加之贵州省有充足的原料,这些条件促成了贵州烟草工业的发展。当时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贵州烟草公司,于民国29年(1940年)71日成立于贵阳,是由属于官僚资本的贵州企业公司与温州经汉口迁来的私人企业中国青年协记烟厂合办,在切丝、卷烟工序中使用了机器,是贵州第一家机制卷烟企业。

    在卷烟销售方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贵阳卷烟消费又直线上升,经营者不断增多。1930年,贵阳成立卷烟业同业公会。民国22年(1933年),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复兴烟草公司在贵阳设推销处,外国的颐中烟草公司在贵阳设有代理处,销售的大都是沪产卷烟。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20支装的“老刀牌”(即“强盗牌”)香烟,内装一张小手巾或二角法币;50支装“金斧牌”香烟,内装5角、1元(农民银行发行的币制)的彩金。这些销售方法引起一些人的好奇,为碰碰运气,遂买其香烟,时间一久,香烟销路逐步打开。

    民国24年(1935年)国民党政权在贵州确立,结束了军阀统治,商业渐有起色,一些商家以经营百货、布匹为主,兼售糖食、香烟。这一时期从外地运来的香烟如“白金龙”、“大前门”等充斥市场。贵阳一些小贩为了生活,将贵定丝烟与黄丝烟相混合,加上香料,用小木板制成方形卷烟器,在卷烟器左右木板上凿以空道,用细布一张,衔接于卷烟器的前后,以小竹竿一根,裹在细布的中心将烟丝放匀,放上烟纸,一推即成长条香烟,用剪刀裁为两截,修剪边头烟丝,即成手工卷制香烟。在铜像台(今喷水池)周围设地摊售卖,零支及一包(20支)均可随意购买,卖价只是外地香烟的三分之一。由于吸香烟比叶子烟和丝烟方便、省时,一般市民多去购买,这就给贵阳机制卷烟工业的出现创造了机遇。

    民国26年(1937年)正值吴鼎昌主政贵州,下令“禁种鸦片,禁售、禁吸”。烟馆转业,瘾君子们即以卷烟为“救济粮”,改抽卷烟,给经营卷烟者拓开了一个新市场。最初大十字有周连城、向寿发、张应南,北门桥(今中华中路北段)有张文汉、张敬铭等十余家经营卷烟,后来一些开烟馆者也转向开香烟铺,于是筑城大街小巷都有开香烟铺的,如“盛兴”、“庆记”等。香烟供不应求,不但销售快,而且利润厚。香烟成为个人、团体、机关来往的媒介,交际场中的必需品。当时外来香烟一到贵阳就被烟商一抢而光。据何辑五《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载,民国25年(1936年)前后,仅贵阳一地每年进口香烟的总值即不下200万元。这一时期入境销售的主要是外地卷烟和洋烟,如“老刀”、“哈德门”、“红(黄、白)金龙”、“大前门”、“黑姑娘”、“美丽”、“民主”等香烟。其中南洋兄弟公司的“小白金龙”约占销售额的一半。由于当时贵阳经济落后,交通不方便,加上洋烟售价较高,所以在市场上国产卷烟的销路胜于洋烟……

    分析了这些情况以后,张云乔对在贵州发展烟厂的心里更有数了。

    由于经销点位于闹市区的黄金地带,加上一中制烟厂的产品质量过硬,促销策略得当,“沪光”、“三中”、“佛宫”牌卷烟逐渐得到贵阳市场的认可,销路很快打开。开始的两三个月还是由厂里的工人杜永泉、王艾立等五人每天挑着卷烟往返于工厂和办事处,后来产销两旺,便改用福特汽车来运输,司机梁显汉负责驾驶。

    在产品包装上,云乔他们利用消费者求新、求奇而又图便宜、爱面子的心理精心设计出22支金属盒装的“沪光”牌香烟。这种包装让贵阳的中上层烟民耳目一新,爱不释手。特别是22支装更是暗藏玄机,一般香烟都是10支装或20支装的,多装两支是为了让那些既讲究档次又想节约的烟民,在抽完20支后又去买一包平装的“沪光”牌卷烟来装满铁盒,诱导他们重复消费。这一招果然灵验,“沪光”牌卷烟的销量与日俱增。

  • 2017/07/27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三十三)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五章 贵阳立足 奠定基业

    第一节 安营扎寨 恢复生产

    陈东租赁的一中制烟厂厂房,就在贵阳城郊贵惠路的湘雅村。那里曾经住满了湖南湘雅医院的人,据说湘雅村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陈东能租到这样的房子实属不易啊!大量涌进的外来人口,使贵阳城的住房日渐紧张,据陈东后来介绍,那辆卡车被大东书局扣留后他是又气又恨,怎奈举目无亲、势单力薄,大东书局的后台听说又是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戴笠和青洪帮头目杜月笙,想和他们拼了,但又考虑到婆娘儿女和云乔交办的任务——大队人马来到贵阳何以落脚?他只好牙齿打落往肚里吞,拿到运费便从毕节赶回贵阳,忙着寻租房屋。城里是没有那么多的房屋可租了,他每天都早出晚归上街寻找出租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家住湘雅村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的父亲是个保甲长之类的人物。经朋友父亲出面,陈东才把湘雅医院迁往湖南以前留下来的房屋租到手。也算他运气好,这个医院原来是湖南的省医院,一排二层楼房坐落在路边上,大大小小有数十间房,长沙大火前这个医院就迁了过来,1944年底搬离湘雅村。陈东考察了一下湘雅医院留下的几处房屋和周边的环境,觉得这个地方用来办厂不错,占地面积大,约有四亩多,外边的一排楼房可改作厂房。厂房外有一条直接通向市中区的贵惠路,交通方便。厂后面是一座小山,路的对面是穿城而过的南明河,用水用电都不成问题。厂房里还有几处房子可供员工住宿。工厂的周围散布着低矮的农家小屋,房屋之间有些开阔地,可为工厂未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租下了厂房,陈东如释重负,多少减轻了因卡车被霸占带来的自责和内疚。

    大伙儿听了陈东的介绍后都心存感激,认为这个地方建厂的确不错,只是隔城稍微远了一点。陈东关切地叫大伙儿安下心来好好休整几天。

    伙房的厨师早已做好了香喷喷的饭菜,烧好了滚烫的开水,陈东忙上忙下地带大伙儿去集体宿舍安排住宿。

    员工们摸着宿舍的木板床,无限感慨地说:风餐露宿的日子总算过去了,千里跋涉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归宿。”他们分头去找了些干草铺好床铺,又到厨房饱餐一顿,再洗澡换衣服,倒床便睡到东方破晓。

    休息两天后,大伙儿便主动拿起工具邀约着平整场地,修整厂房、宿舍,打扫卫生,有几个员工甚至去找了些花木栽在厂区里头。大伙儿像布置自己的新家一样干得认真而积极。

    不久,满载着四台小型卷烟机、一台切丝机和卷纸、烟草等物资的九台板车风尘仆仆地拉进厂来了,员工们一拥而上,像迎娶新娘一样激动。看着这四台像命根子一样的宝贝基本完好地运到贵阳来,个个啧啧称奇,大呼不可思议。他们争先恐后地去把机器卸下,小心地搬到车间。徐运善、朱水槐等技师仔细检查了卷烟机械,将变形的部分加以校正,又到别的机械厂找了一些小配件装上,直到完全恢复正常。

    却说张云乔、陶培唐等人到贵阳以后,见到了在香港时期认识的开“利食台”戏园子的老朋友袁耀鸿(现任贵阳戏院经理),在袁耀鸿的帮助下,云乔租下了戏院二楼的两间小房暂住。数月来的鞍马劳顿在美美地休息了几天后得以消除,云乔开始布置着如何尽快恢复生产的问题了。

    云乔召集陶培唐、陈东、张志勋等人进行初步分工:工厂具体事务由陈东和张嘉德负责,陶培唐的主要任务是熟悉贵阳的卷烟零售商户,指导工厂开展业务。经理张志勋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展开社交,为工厂发展创造良好的人际环境。

    张志勋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他身材高大、酒量惊人,语言模仿能力相当强,到贵阳不足两月,说的贵阳话比本地人还地道(他的广州话也是一样地道)。他常代表张云乔出席各个社交场合,人们误以为他就是张云乔,对此,他也不置可否,哈哈一笑。

    由于数月来工厂财政只出不进,开销巨大,途中所借陈达樨的3500元钱已用得所剩无几,欲恢复生产必须紧急筹措资金。云乔向重庆方面发出求援信号,孙师毅向地下党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况。地下党组织即命孙师毅以个人名义汇给“一中制烟厂”一笔可观的资金,并以孙师毅股金的形式作为“一中制烟厂”的增资(解放以后,孙师毅到北京向国务院上缴了他的全部股份)。张云乔又委托郑达善在重庆中央银行收到少量的预购金条,一并作为烟厂的增资。这样,恢复生产所需的启动资金基本有了着落,云乔决定于194531日一中制烟厂贵阳厂正式复工。

    工厂方面职工们精神饱满,加班加点整修厂房,安装调试机器设备,架设电网等,做好充分准备后,31日如期恢复了生产。

    经过战火洗礼和千里跋涉考验的员工是一中制烟厂千金难买的财富,共同经历的苦难历程使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互相信任,团结互助,这股无形的精神力量化成恢复生产的冲天干劲,从复工到生产出第一批香烟上市仅仅用了一个星期,堪称奇迹。这个奇迹也使张云乔对集体的力量和精神的作用有了更深的理解。

    恢复生产不久,工厂略有利润,云乔即将3500元欠款一次性还给了好友陈达樨。

  • 2017/07/17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三十二)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七节 辗转千里 终到贵阳

    从都匀出来的大队人马一路步行着,走到了甘巴哨交叉路口,这时,他们看见约一个排的国民党守军荷枪实弹地站在岔路口的两方,路中间设置着铁丝网状的警戒物,阻止逃难的人群继续往贵阳方向行进。一打听才知,原来是国民党守军估计敌先头部队会从都匀开过来直攻贵阳,所以胆怯,要将难民统统赶往湘西方向。

    这突然的变故让身心疲惫的员工十分沮丧,无奈他们只得又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往湘西方向走。

    时令已是1944年的冬天,贵州高原上白雪皑皑,天上雪花飞舞、地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员工们踩着泥泞的机耕道,紧裹着厚重的衣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歇一歇,但不能歇得太久,歇久了会冻得受不了,甚至有生命危险。口渴了,找不到水,他们就顺手抓几把雪来代替。看到路边有住户便去联系伙食,随便弄点什么填饱肚子算数,若是身上没钱就只能乞讨或饿死。沿途到处可见因饥饿、寒冷和疲劳、病痛而倒毙的难民。

    员工中有一个叫朱李氏的寡妇,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背上背一个,怀中抱一个,手里牵一个。走到后来她实在拖不动了,想把最小的那个孩子丢了。这种时候遗弃小孩等于送他去死。可怜天下父母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能选择“舍车保帅”。幸好,同厂的员工王先生于心不忍,主动要求把一个小孩交给他带,挽救了小孩一条命。

    一天深夜,朱李氏带着剩下的两个孩子摸黑走到一个小镇的破庙休息,不料,破庙里早已横七竖八地睡满了逃难的人,她好不容易寻到一个角落,倒下去便呼呼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她的一只手无意中摸到另一个人的手上,感觉冰凉,她奇怪地一看:这人面如土色,早已没了鼻息。原来她和死人睡了一个晚上,吓得她赶紧抱起孩子往外面跑……

    刘富生率领的板车队因负担更重走在大队人马的后头,从都匀到马场坪的路更难走,途中有辆板车的轮胎圈突然断裂,只好停下来修理。这点小毛病若在平时,几分钟就可搞定,但此刻却没有合适的工具,刘富生去找了一节铁丝,费了半天的功夫才把它们穿起来。

    到马场坪以后,板车终于和大队人马再次会合,大家都来围观这几台机器,有的还用手一边摸一边说:“你们要保护好哟,它可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刘富生一行在马场坪休整两天后,朝贵定方向出发了。此时,寒冬已至,贵州高原银装素裹。为使机器不被雨雪侵蚀,刘富生把自己穿的雨衣也拿来盖在卷烟机上,一路滑溜着逼近贵阳。在下一个很陡的坡时,由于路面积了一层薄冰,影响了制动,刘富生一个急拐弯,板车在惯性作用下滑了一段后,失去平衡向一边倒去。后面推车的人死死抱住机器不放,随着板车滑出好长一段,但车子还是慢慢地倾倒了。机器没有受损,但这位板车工双手被勒破,血流不止。

    板车横在路中央,挡住了通行,这时,开过来一辆卡车,车上一个土匪模样的人极不耐烦地跳下车来,对着他们吼道:“快撤开,要不然我叫人把它推下山去。”刘富生一听急了,赶紧拱手向过路的人求援。路人见状,顿生恻隐之心,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板车抬起来了。

    同在逃难的张云乔始终牵挂着路途上的员工,他把“373”小车开到贵定街上采购了大量的包子、馒头等食物,又带了几瓶开水,掉转车头沿途寻找撤退的员工,碰到他们便下车来分发食物。为了减轻他们步行的负担,云乔让每个员工把一件行李放到它的“373”小车上,这样,员工们经过马场坪,继续往贵定方向步行前进。

    云乔驾着他的“373”小车朝着马场坪进发。由于路面有积雪,小车又超载,开到一个小坡处怎么也上不去了,离合器也因过度摩擦以至烧毁,云乔只好将“373”汽车放置路旁,下车来跟着撤退的人群一道走路。走到马场坪时天已拂晓,一辆福特老爷车开过来,原来是陶培唐、许涨新从湘西赶来救援他们的,真是绝处相逢,悲喜交集啊。云乔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炒蚕豆递给陶培唐作早点,陶培唐也从口袋里摸出半个烧饼来回敬,大家苦笑互慰。

    随后,云乔驾驶这辆四缸福特老爷车和许涨新同到昨晚“373”车抛锚的地点。那辆装满员工和行李的汽车已经不见了,想必是被别人的大车拖走了(后来知道是被军队拖走的)。这辆“373”轿车,最原始的车主是少帅张学良,少帅调职西安后,由美联社记者王小亭买下,后来王小亭又将此车卖给了张云乔。此车可谓来历不凡、饱经风霜,如今丢失了,云乔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毕竟,他对这辆陪着自己走南闯北的车子已产生了“老朋友”般的感情。

    都匀方面的来人告诉云乔他们,昨晚都匀火车站一带被日军放火焚烧。敌军先头部队曾经到达火车站,不到几个小时就全部撤退回去了,可能是避免孤军深入吧,现在都匀已经成为空城。于是,云乔和骆守先合计,决定先驾驶这辆四缸福特车回都匀,看看还有没有遗留的财物。

    回到都匀的临时住屋,那里已经是一片瓦砾,惨不忍睹,对面的房屋也已化为废墟。在夜色下,瓦砾中似乎有一滩发光的“水塘”,出于好奇,云乔走近一看,并非“水塘”而是一滩被火烧融了的“糖浆”。云乔这才想起前几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那天晚上,他听到对面邻居家中传出美妙的乐声,是琵琶独奏“十面埋伏”的乐曲,便冒昧叩门拜访。弹奏者原来是一位姓李的上海同乡,他也是由桂林疏散到此的。他对云乔说:“我现在只剩下这最后的财产,十几吨白糖了。”

    真是同病相怜啊!惟有作同情的苦笑。云乔见他有一把二胡,便借来与他合奏了一曲“春江花月夜”,虽是初次合奏,居然能珠联璧合到曲终。原来他们的乐谱都出于上海“大同乐社”。萍水相逢,想不到姓李的同乡竟遇上如此大祸,云乔祝愿他能平安渡过难关,早日到达贵阳。

    云乔继续驾驶着那辆四缸福特车前行,回到马场坪的公路边,一路上有不少翻倒在路边的残破车,油箱还在滴渗出漏油。云乔叮嘱许涨新取出胶管接了一些汽油以补充福特车使用。

    大队人马继续步行向贵定前进,大家一起动手,推着九辆板车(其中一辆是骆守先在都匀捡到的)经过贵定,到姚永泽的办事处休整,大家恢复精神以后,继续沿着公路向目的地贵阳进发。

    194412月底,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这九辆板车终于载着一中制烟厂的机械和其他物资,和大队人马一道陆续走到了偏安西南一隅的贵阳城(又称“筑市”)。

    那时,贵阳的地域规模跟现在的一个中等县城差不多,城市建筑还很落后,大多是土木结构的瓦房,大街上也有不少的草屋,五层以上的楼房几乎没有。但由于战时的厂矿、机关、学校和难民大量内迁,使贵州人口骤增,尤其是城市人口增长飞快。1936年全省人口为990余万,1945年增至1050万。在此期间,贵阳的人口更从12万猛增至35万。人口的膨胀导致消费需求大幅度增长,推动了商业繁荣,贵阳市有开业许可证的商号1937年为1420户,资本总额为180万元,1943年增至4239户,资本10614.14万元。1944年虽然发生了“黔南事变”,但由于广东、广西两省商人纷纷疏散来筑,贵阳市商号户数和商业资本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增至4931户,资本达15735.60万元。1945年继续增至5422户,资本21040.47万元。8年间商号增加2818倍,资本扩大115.89倍。当时贵阳市中心闹市区的街市上,各种店铺鳞次栉比,车辆人流熙来攘往,招徕顾客的音乐声、喇叭声不绝于耳。入夜则电灯、霓虹灯到处闪烁,形成热闹的夜市。

    但此时正值寒夜,天上下着冰冷的雪,贵阳城笼罩在一片寒冷之中,远远望去湘雅村周围散布着稀疏的灯火,马路上零星的走着几个行人,到处都关门闭户,百姓们老早就熄灯上床了。

    由于板车工的突出表现,张云乔特召他们为一中制烟厂的正式职工,刘富生后来还当了厂工会主席。

  • 2017/07/06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三十一)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六节 嘉德被拘 云乔相救

    却说八辆板车从桂林出发以后,张嘉德带着六七名学徒工忙着整理两厂的一些零星器具,最后一批撤离。他们一行八九人,肩挑背扛手拎着大包小箱的物件,跟着沿途逃难的人群缓缓而行。

    每个人背的行李虽然不太多,但走不了几公里就要歇上一会儿,遇到路边的开阔地,大家就放下包裹,分头去拾些柴火,用石块搭起炉灶烧水做饭,路旁的农家都逃难离开了,田间的蔬菜无人管理,他们就顺手摘一二棵新鲜蔬菜,吃饱肚子后又继续赶路。

    天气一天天的寒冷起来,大伙儿赶上一段路便累得气喘吁吁,口中不停地吐出一团团热气,内衣被汗水浸湿贴在身上,经风一吹,感觉冰凉。每天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动身赶路,一直要走到天黑尽才停下休息。若是天晴,大家伙儿便找一处能避风的角落,油布一铺,横七竖八地挤在一起呼呼睡去;若是遇到下雨,就只能一直走到有农家的地方,在别人屋檐底下人挤人地蜷缩着睡,第二天醒来又急着赶路。

    就这样,张嘉德一行人马来到一个叫大山塘的地方,这里有一条河,桥头的公路上站满许多高鼻梁的美国士兵,大批难民只能绕道从桥边下坡,涉水过河。一打听才知,此桥早已禁止通行,眼下美国兵(估计是驻桂林的援华空军)正在桥的关键部位放置炸药,准备炸桥以阻断日本人的进攻。

    这时,天色已晚,远处有嗒嗒嗒的机关枪声音清晰地传过来,桥上的美国兵叽里呱啦的叫嚷着、奔忙着,估计是要炸桥了。

    驮着这么多的东西,要涉水过河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张嘉德急中生智,壮起胆子走上前去,心想用英语和美国兵谈谈,说不定会得到意外的“关照”。他走上前去,用英语对守桥的美军头头说:自己带了6个职员和2个学徒,挑着沉重的行李急赶路,希望他能关照关照。

    也许是美国兵难得见到一个懂英语的中国人,突发“善心”,口中哇啦了几句后,将手一扬,示意放行。几个学徒听不懂,愣在原地不敢动,张嘉德急忙说:“他叫我们快走,说马上要炸桥了。”大伙儿这才连拖带拉匆匆过桥去了。

    他们刚离开桥面不足30米,轰轰轰的一阵巨响,火光冲天,桥轰然倒塌,炸飞的泥石雨点般凌空落下,吓得大家伙儿撒腿就跑。张嘉德一口气奔出几百米,瘫倒在地。

    一切平静下来后,他发现自己毫发无损,可赵炳德和几个学徒却不知去向。他本能地喊了一阵,又在周围找了很久,仍不见他们的踪影。“难道真的遇到不测了吗?”张嘉德心里一沉,可他并不死心,便步行到南丹,蹲守在唯一的通道桥边,从早上一直蹲到天色快暗下来,希望同伴们能逃过此劫。

    就在他快绝望的时候,突然看见桥对面走来一人,正是赵炳德!张嘉德惊喜万分地奔过去,连声问赵炳德有没有受伤,看没看见其他人。死里逃生的赵炳德亦喜出望外,他告诉张嘉德自己安好,可没有见到其他人。两个人感谢上帝的保佑(二人均为基督教徒),继续在桥边等候能赶来的同伴。可等了很久,仍不见其他同伴经过,他们向路过的难民打听,才知桥被炸的时候,周围死了好多人,也许同伴们已经遇难了。(烟厂在贵阳复工以后,这几个学徒也一直没有来报到。)战争时期,老百姓的生命就这么脆弱!张、赵二人心里充满了愤怒。

    他们结伴而行,走到独山县公路边的留守站,见到了原留守站负责人骆建安。张嘉德给他讲述了途中的遭遇,骆建安说,“不用再等他们了,如果其他人还活着,早晚会赶上来的。”

    张嘉德让他和赵炳德先行,自己又在留守站等了一天,还是不见一个同伴经过,天快黑的时候,他遇见了姚壮武。姚告诉他,现在独山县城一片混乱,国民党军队正在放火烧城,此地不宜久留了。张、姚二人随便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睡了一宿,第二天同行到了都匀。

    这时,都匀的老百姓都已撤离,城内空空如也,他俩走到云乔所租的“厂房”处,但见人去楼空,但炉火尚未熄灭,估计云乔他们刚离去不久。二人早已筋疲力尽,也管不了日军何时攻进都匀,冒着生命危险美美地睡了5个小时,醒来后赶紧朝贵阳方向赶去。他们前脚刚走,日寇的骑兵就打到都匀来了,真是命不该绝!

    走到马场坪时,二人遇到了由都匀北撤的两厂大队人马。按工作安排,张嘉德等数十人暂住马场坪,其余人马继续撤往贵定方向缓慢前进。

    张嘉德等人在马场坪街上找了一家无人管理的旅店,放下行李正要住下,突然,一群国民党残兵气势汹汹地闯进来搜查。

    他们令张嘉德等人打开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各种小型机械用具、材料等铺满一地(值钱的东西都在路途中被山匪枪兵们抢去了),国民党兵一看颇感失望,但仍欲将其运走。张嘉德挺身而出,找到他们的营长说明情况,并出示了由桂林签发的疏散证明文件,请求允许将地上的工具、零件装回行李包裹,不要运走。该营长勉强同意了。张嘉德他们正在整理打包时,门外又闯进一个连长,他听说张嘉德是负责人,就一边骂他发国难财,一边抽了他一个耳光,张嘉德正欲申辩,蛮横无理的连长竟命士兵把他双手反捆,并把他绑在一根木柱上,还顺手抢了他身上的一块镍金壳怀表。先前那个营长站在旁边,一声不吭,工厂的其他员工则敢怒不敢言,眼睁睁地看着这群国民党大兵把张嘉德带走了。这个时候是谁的枪杆子硬,谁就可以为所欲为。

    大约过了5个小时,沿途接应人马的张云乔开着四缸福特汽车经过马场坪,员工们看见了,把他拦下,告知张嘉德被国民党兵抓到平越县(即现在的福泉县)看守所的情况。云乔十分着急,但苦于身上没有多少钱银,员工们告诉他,许涨新已到贵阳去找陈东拿钱取人去了,明天就能回来。

    第二天,云乔和许涨新驱车去到平越县,找到看守所的所长,请他出来吃饭,并趁机从身上掏出约1010元面额的一个“红包”递交给他。所长见云乔相貌堂堂,颇有气派,又讲得理直气壮,便爽快地答应回去就把张嘉德放了,还说了些“不好意思”之类的话。

    张嘉德获释后,员工们都非常高兴,他本人对云乔奋力相救也一直心存感激,而云乔则认为这是他自己应该做的。

  • 2017/06/30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三十)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五节 在都匀的日子里

    却说云乔在都匀租下厂房和住宿之处后,一面张罗着临时建厂开工的事务,一面等待着大队人马的到来。司徒慧敏和张光宇两位老朋友也由金城江共同搭乘云乔的小车到了都匀,张光宇紧裹着一件国民党的军用棉衣,看上去很疲惫。

    乱世相逢,感慨万千!人的命运被战争恶魔牵引,变化无常、起伏不定,能够活着就不错了。云乔邀请司徒慧敏和张光宇二人到他的住处暂住。疲惫不堪的两位仁兄来到云乔租住的房屋,简单地清洗了一下,打起地铺就睡了。精神恢复过来,司徒慧敏和张光宇趁云乔空闲之时便和他古往今来地聊开了。云乔离开文艺圈已久,但对戏剧的热爱之情依旧,难得与两位知音神侃,他觉得不失为一种精神享受。时间过得很快,司徒慧敏二人因有事在身,不便久留,暂住十几天后搭黄鱼商车(“黄鱼车”即司机私收车费的车)去了陪都重庆。

    司徒慧敏二人走后不久,从金城江走路过来的大队员工全部到达了都匀,他们看到云乔和都匀的住所感觉像回到了家。终于可以吃上热腾腾的米饭,睡一个好觉了。由刘富生率队的、上面载着4部卷烟机、1部切丝机和少量的烟丝、烟叶及盘纸的8部板车已相继抵达都匀。云乔亲自到路口迎接,他满含深情地用手抚摸着一台一台的机器,像抚摸着久别重逢的亲人。当看到机器经过长途跋涉依然完好无损时,他欣慰地赞叹道:“真不容易啊!”还当场表扬了板车头刘富生及所有的板车工。

    云乔考虑在都匀恢复小规模生产,维持收入,但由于物资缺乏等诸多困难,一时竟无从下手。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社会治安也令人担忧,偷鸡摸狗,拦路抢劫,蒙面入室抢劫,甚至杀人放火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真是饥寒起盗心啊!

    有天深夜,员工们早已进入梦乡,骆守先与张志勋的堂弟张义通住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不大,有十几个平方米,员工们的行李就堆放在房间的窗户下。突然,一阵异样的响动惊醒了靠窗而卧的骆守先,他睁开惺忪的睡眼一瞧,窗下有个黑影正在行李堆中搜寻着什么,他用手一拍床铺,壮起胆子大吼一声:“干啥子!”

    睡在隔壁的员工们被这如雷的吼声惊醒,一起大喊:“小偷!小偷!”那黑影一惊,翻窗而逃,并顺手拎起一只小皮箱,不料皮箱没有锁好,稀里哗啦的落下些换洗之类的杂物,小偷急忙弃箱而去,转瞬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员工们一起下楼来,打开篱笆门一看,深更半夜的居然还有两个人站在电线杆前。询问之时,他们自称是修电线的,员工们怀疑他们是给小偷望风的同伙,但无可奈何,大家怀疑是因为白天他们看见员工们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过来,以为有什么搞头而起了歹意。员工们相互提醒关好门窗,看好各自的行李,不在话下。

    还有一件小事,因为事关“精神文明”值得一说。

    有一个与员工们一起逃难到都匀的人叫梁肇周,是桂林一间汽车零件厂的老板,也是一中制烟厂的小股东,他的母亲在都匀突然病故了,梁自然十分悲痛,他不愿意草草了事但又缺乏人手。他找到云乔,希望一中制烟厂的职工能去张罗张罗,并给他母亲送葬,使丧事看起来不至于太寂寞。云乔表示理解,便给员工们说了。几十个员工一起去帮助梁某办丧事。天快黑的时候,员工们酒醉饭饱地回来了。

    谁知第二天,梁肇周哭着来找云乔告状,说他的员工们咒他说:“今天你母亲死,明天就是你死。”云乔感到很奇怪,员工们吃了他一天膳食,怎么会恩将仇报呢?他回头问了几个参加送葬的员工,员工回答说:“他梁肇周不懂规矩,没有给我们发‘利是包’”。

    原来员工们大多是广东人,按照他们广东的风俗,死人亲属对前来吊丧的人在灵台前磕头以后都要分别发给“利是包”(即是用纸或布包起来的钱,钱不一定要多,一般一角硬币一包),这样就不会把丧家的霉运带到自己家。但梁某不知是出于吝啬,还是真不懂这一风俗,没有履行这个约定俗成的程序,于是遭此诅咒。云乔问明原委后,当场训斥这些出言恶毒的员工,说他们不该这样无理,在别人伤口上撒盐,还说他们的“规矩”是封建迷信、落后风俗,要逐渐革除,叫他们当面向梁肇周道歉。

    这件事让云乔感到职工的思想素质有必要通过教育来提高,他决定办一个学习班,每月组织一次集中学习,内容是思想道德、为人处世方面的修养等等。这事在到贵阳复厂以后由厂举办,这是后话。

    正当云乔一班人筹划着在都匀的临时住处开工生产,弄几个现钱缓解长途迁徙带来的经济压力时,不幸的消息传来了:沿黔桂线的我方守军不战而退,日寇的先头部队已经打到独山,日骑兵正杀奔都匀而来。云乔下令让员工们将卷烟机器重新装上八部板车,各自收拾好行李,准备第三次疏散(第一次是桂林,第二次是金城江)。

    刘富生的板车队和绝大部分员工当天就上路了,骆守先等人因故又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骆守先起床打开门一看:有一辆只有一个轮胎的板车停在院子外的马路边,看来是他人遗弃之物。骆守先正寻思着如何把这辆板车利用起来时,远远地看见一个农民提着一个板车轮胎走过来,他凑上前去与之交谈,给了少许银两得到了这只轮胎,拿到板车上一试,刚好合适。骆守先叫两个员工把些剩余的杂物装上板车,拉着它朝贵定方向出发了。

    算起来云乔他们在都匀逗留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离开都匀的第二天,日寇的骑兵侦察部队果真打到都匀来了。

  • 2017/06/23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二十九)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四节 八部板车载着烟厂的家当

    19449月初,日寇已向桂林发起进攻,敌机成群结队划过城市夜空,掷下一串串的炸弹。桂林火车站一带的地方,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染红天际。此刻的桂林城已是十楼九空,除了静静伫立的房屋和一片狼藉的街道,几乎看不到几个活物。

    云乔临行时将断后的任务交给了张嘉德等人。张嘉德好不容易找到了八辆板车,这些板车工都是河南人,经常替一中制烟厂拉货。张嘉德找到他们的头头刘富生,让他负责把四台小型卷烟机、一台切丝机和部分原辅料拖到贵阳,条件是管他们吃喝,工厂重建后可招他们进厂务工。在这种时候,有口饭吃就很不错了,何况还可到工厂上班,刘富生满口答应,他去找了王庆祥、王绍先、陆永祥等十多个板车工,两人负责一个板车,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临行前,张嘉德把两份李宗仁、白崇禧签发的撤离桂林的证明交给板车工康宏发,对他说:“路上遇到什么人阻拦,就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就会放行。”言别,张嘉德催促他们快走,说迟了恐怕就要享受“三光政策”了。

    就这样,八辆板车满载着一中制烟厂的卷烟机械和少量烟草及卷烟纸向金城江方向出发了。

    到金城江的路是两车道的砂石路,比较平坦,起初板车队每天可走二三十公里,沿途所见都是逃难的人群,丢弃的实物,但却没人肯去捡,这种时刻,速度是第一位的,身外之物似乎都成了一种负担。对死亡的恐惧驱使着人们朝前走,走得越远就越安全。有的大人为了逃命连自己的小孩都不要了。板车工康宏发亲眼看见,一个妇女给他几岁大的小孩买了块烧饼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小孩等了好一阵,不见妈妈,号啕大哭。在茫茫的旷野,在陌生的人流中,何处有这个小孩的容身之处?路过的人甚至都懒得望一眼,大约是见得太多了——罪恶的战争就是这样撕裂人们的骨肉,置鲜活的生命于不顾!

    八辆板车又上路了,天色渐渐地黯淡下来,远处的山峰已成为一道剪影,而逃难的人群宛如一条黑色的河流,在蜿蜒的山路上缓缓流动,成为一道悲凉的风景被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

    板车工们走得瞌睡来了,互相询问一声,找个草坪,用油布一搭,从板车上随便取些衣物,倒头便睡了。一觉醒来,东方已经发白,大家跑到水田边,洗个冷水脸又继续走,遇到路边的饭摊就停车吃饭,若长时间看不到饭摊,就自己在路边烧火煮饭,蘸点盐做下饭菜,吃饱了算数。

    板车队到了离金城江不远的夏市,刘富生叫大家停车休息片刻,八辆板车整齐地停靠在路边,大伙儿各自找地方坐下来歇息。这时,一个国民党的低级军官疾步走过来,抓住刘富生的衣领,强行叫刘富生给他挑东西。大伙儿见板车头被抓,十分着急,他们叫康宏发过去看看。

    康宏发走过去,从上衣兜里掏出撤离证明,满以为这两张薄纸可抵千军。不料,那个军官手一挥说:“我不看!”并转而一把抓住他,叫他给自己的太太挑行李。康宏发表示不干,那军官眉毛一横说:“你不干,老子就毙了你!”边说还边把左手放在腰间的枪把上。过路的人都劝康宏发:“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真把你一枪毙了又能怎样?”

    无奈,康宏发含着悲愤的泪水对刘富生说:“我到贵阳再去找你们。”说完,他挑起这个军官太太的行李就走了。

    大约一个星期后,板车队走到了金城江。这时,云乔的大队人马已离开金城江多日。此时的金城江正在闹瘟疫,死人无数。倒毙在路旁的人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送丧的队伍,到处都是挖坑埋死人的情景,嚎哭之声不绝于耳。为免生后患,板车队不敢停留,匆忙开拔。

    随着时空的变换,天气突然冷起来了。板车队到了麻尾,便进入了贵州地界,上坡路多了起来,板车队的行进速度也明显慢了许多。遇到爬坡,只能慢腾腾地走。大伙儿都脱掉了外衣,但浑身上下仍然冒着热气。遇着陡坡,拉车的人身体与地面几乎成45度的弯度,“嘿哟,嘿哟”的往上爬,车把甚至都要触到地面了,豆大的汗珠一颗一颗地往下滴,口中喘出的粗气像一团迷雾。为了缓减拉力,他们不得不成“S”形的往上爬,有时,坡度实在太大,两个人拖不动,大家就集中起来一辆一辆地往上拉。沿途逃难的人好奇地打量着这支板车队伍,他们虽然不懂得板车上那些奇形怪状的机械有啥用,但知道这些机械对这群人来说一定非常重要。

    就这样,八辆板车载着一中制烟厂最主要的生产工具,浩浩荡荡、日夜兼程地行进在蜿蜒起伏的黔桂公路上,也许他们的长途迁徙毫无政治或军事上的意义,但对抗战后方的民族卷烟工业来说可谓是一次“长征”,从某种意义上说,贵阳一中制烟厂是用板车拉出来的。

    不觉中,板车已经过独山,都匀就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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